“糖帮”旧事

这篇文章是读了薯仔聞茱莉@potatopigtongue 的寓言《鹽與糖》后写的我小时候有关糖的回忆，在原来的评论基础上有扩充和修改。

《鹽與糖》大致以“盐帮”隐喻林郑政府，以“糖帮”隐喻共匪兲朝政府。不过我们兲朝以前真的不是盛产白糖的“肥沃”之地。也许我的文章可以让大家更生动地体会到，那则寓言末尾的叹息“唉，真想不到當日我的懶散，竟然會招來乖孫連砂糖也沒法吃下的惡果”具体是什么情形。

印象中，迟至1980年代初，任何形式的糖在我老家农村地区都是比较稀罕的，实在没有糖的时候，就吃一种叫“糖精”的东西。糖精的颗粒通常比白砂糖粗，放在嘴里，一开始有点苦，然后才会有一股甜味。严格地讲，糖精其实是一种不含糖的甜味剂，据说现在那些过得太幸福的西方人为了减少糖类的摄入，用它代替糖。让我不禁感叹天道轮回吧啦吧啦。

当时我们那边走亲戚都不送礼金，而是送白砂糖和/或江米条（江米条上沾着若干粒白砂糖）。因为那会儿塑料袋非常罕见，这些礼物都是用纸包着，外面再绑几道线固定包装。通常，要等一包包的白砂糖和江米条在转送不知多少次终于“破相”之后，才会把它吃掉。

小时候嘴很馋，到别的小孩家玩的时候最喜欢翻他们家的米缸。因为送礼用的白砂糖和江米条通常都存放在米缸里，可能是出于防潮的考虑吧。如果发现他们的白糖和江米条的包装有破损的痕迹，就会撺掇小朋友一起把手指伸进破损的包装里，偷偷沾一点糖来吃。如果人家的家庭稍微富一点，又或者他们家的大人比较慷慨，甚至会把包装破损的糖拿一些出来，给每一个小孩分吃一点。不过这样的情形当然是非常罕见。

这种食糖短缺的状况似乎到1980年代中期才有所缓解。到我上了几年小学之后，家里稍微不太那么穷了，物资供应也充足一些。有时家里也会给我一毛钱（通常是我帮家里干活儿“赚来”的，到现在我妈还经常笑我小时候很傻，给个一毛钱就很乐意给家里当“童工”），让我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到一家小商店买一块饼来吃，饼的一面自然是沾着砂糖粒的，比江米条上的多。

后来我父亲做点小生意，家里的抽屉之类地方会放一些散落的零钱。我有时会以帮他收拾东西的名义，搜出他不小心放在旮旯里的几分几毛钱来，买点零食吃，那会儿已经可以买到饼干了。

我也不记得江米条这种食品是什么时候从老家消失的，似乎在我上初中以后，就没在家里吃到过这种东西了，有时候我还挺想念它的。等我北漂到京城之后，我惊喜地发现超市里就有江米条卖。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买来吃，却怎么也吃不出小时候想吃而不得的奇妙味道。也许记忆中那种好吃的味道一半产生于想象吧。

因为工业生产的糖比较稀罕，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村里有些人家会自己熬糖。

现在还记得一个邻居借我们家的煤炭灶，用红薯（有的地方叫番薯，北京叫白薯）熬制“麻汤/糖”（一种粘稠度比较高的自制糖，韧性特别强，像胶水一样，用筷子挑一团起来下面会有很长一根线跟整体相连，然后就可以不停地转动筷子把那根线卷上去，直到线断掉），似乎熬了几天几夜才熬出来。印象中那种糖非常好吃，前几年撺掇父母也来熬一次，被严词拒绝了，因为太麻烦。

有一年去南方一个城市玩，居然看到街头有小贩贩卖“麻糖”，不过这种麻糖已经除去了大部分水分，变成又干又硬的白色凝固物，需要用铁器把它敲下来才能吃。我迟疑了很久，终于没有买。我给自己找的借口是担心小贩的秤不准，以及那块又干又硬的东西里是否掺杂了什么不健康的杂质；不过也许真正的原因是不愿破坏另一种童年“美食”在自己脑海中的美好印象。

有个熟人跟我们讲，他小的时候，因为妈妈没有时间照顾他，经常让他用馒头蘸着白糖当饭吃，结果把牙吃坏了。然后我的反应是：哇！你好幸福哦，小时候居然可以顿顿吃到糖。

说得人家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