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賦予我主題——悼大江健三郎先生

（原文刊載於虛詞・無形）

文｜董啟章

要說我最崇敬、影響我也最深遠的當代作家，非大江健三郎先生莫屬。在談論大江先生給我的啟發之前，讓我先整理一下我的大江作品閱讀歷程。（括號內是中譯出版年份）

初次知道大江先生，是一九九四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當時他五十九歲，在中文世界讀過他的人不多，因為譯本很少。之前在台灣已有《萬延元年的足球隊》（1986）、《大江健三郎》（內容為《個人的體驗》）（1987）和《聽雨樹的女人們》（1987）三本小說中譯。後者我從未見過，前兩者則在大江獲獎之後立即找來閱讀。一九九五年，內地很快便出版了好些簡體譯本，我最早讀到的是短篇集《死者的奢華》、中篇集《性的人》和報告文學《廣島札記》。一九九六年內地又一次過出版了《青年的污名》、《同時代的遊戲》、《日常生活的冒險》和《擺脫危機者的調查書》。再下來就是二零零一年的作品集，包括《燃燒的綠樹》、《遲到的青年》和《小說的方法》。同年稍後又出版了大江的新作《空翻》，都是長篇巨著。

台灣譯本在八十年代早得先聲之後，一直滯後，到了一九九九年才出版了《靜靜的生活》。之後急起直追，緊貼著大江新作的推出，在二零零二年譯出了《換取的孩子》，二零零五年譯出了《憂容童子》，二零零八年出版了《再見，我的書》（是大陸譯本的台灣版）。這三部長篇是大江以自身為原型的「長江古義人」為主角，邁入其「晚期風格」的三部曲。當時都以為大江會就此封筆，告別寫作生涯。二零零九年十月，大江訪問台灣，同時出版最新長篇中譯《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以及舊作《沖繩札記》。二零一二年，中譯《水死》出版，終於成為大江真正的「最後的書」。從五十九歲得獎到七十五歲高齡，大江連續寫出了八部長篇和許多其他類型著作，徹底打破諾獎是作家的死亡之吻的魔咒。

在長篇小說之外，大江的生活隨筆集也有中譯多種。首先是簡體版《大江健三郎自選隨筆集》（2000）和《寬鬆的紐帶》（2004）。另一本談家庭和兒子成長的《康復的家庭》，我讀的是英文版A Healing Family（1996）。《大江健三郎散文集》（2002）是唯一在香港出版的大江著作。在台灣方面，二千年後出版了大江的創作論《如何造就小說家如我》（2006）、音樂論《音樂與文學的對談：小澤征爾與大江健三郎》（2006）和讀書講義《讀書人》（2010）。最有參考價值的，應該是極為詳盡深入的訪談錄《大江健三郎：作家自語》（2008）。另外還有寫給孩子和青年的散文集《為甚麼孩子要上學》（2002）、《給新新人類》（2005）和《兩百年的孩子》（2009）。

大江先生的作品極為豐富，我讀過的只是主要部分，還有許多遺漏，不是還沒有譯出，就是錯過了，難再找到。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出先生的著作，除了想顯示出他過人的勤奮和創造力，也想強調閱讀大江作品，「不厭其煩」是多麼的重要。他的小說以繁複和艱深著稱，當中有大量知識討論和文學作品引述，涉及深入的政治、社會、宗教思考，人物設計和想像方式亦非常獨特，有時的確是難以觸摸。

大江先生的諾貝爾獎得獎演辭，題目可直譯為〈曖昧的日本的我〉，意譯則是〈我在曖昧的日本〉，擺明是針對二十六年前首位獲得諾獎的同胞川端康成。川端當年的演講題目是〈美麗的日本的我〉，而他所代表的東方式的、神秘主義式的「美麗」，在大江的詮釋中，就是「曖昧」（ambiguous）。大江認為，這種「曖昧」雖然美麗，但也和現代日本人的精神矛盾有關，即傳統與西化之間的撕裂，甚至是產生軍國主義侵略行為的背景因素，因為它（曖昧/美麗）是封閉的、拒絕溝通的。但這並不是說，大江先生反過來主張簡單的、直接的表達。相反，他以虛構小說這個裝置來建造複雜的思想迷宮，讓各種潛伏於日本社會和精神底層的陰暗力量，在曖昧中互相衝突，通過衝突的表面化來突破封閉，打開新的溝通可能。大江先生終其一生，都在和這種「曖昧」戰鬥。

在〈時代賦予我主題〉一文中，大江先生引用南非作家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的說法，認為「不是作家選擇主題，而是主題選擇作家。」先生繼續說：「如果自己被這個主題選中了，自己接受下來，想要負責任地寫下去，那麼對作家來說，就是加入到時代中去。英語有個詞commitment，在法語裡叫engagement，我想就是『加入』的意思。戈迪默是說，所謂加入到時代中去，就是用自己的一生去表現自己被賦予的主題，就是不停地寫作，以求能在死去的時候說，我完結了一個故事。」大江先生自言，時代賦予他的主題有三個。第一、是戰後的解放感，也即是民主主義的精神；第二、是核武器造成的痛苦，以至終身反核的責任；第三、是先天殘疾兒子的出生，令他下定與殘疾兒共生的決心。如果要加以補充的話，我會說：第四、對以天皇制為象徵的權力的批判，以及對暴力反抗的思考；第五、探索沒有宗教的靈魂修煉的可能；第六、面對老年與死亡，如何通過想像力行動起來。

關於「想像力」，大江先生在談及照顧殘疾兒的文章〈同情〉中，作出這樣的解釋：「我認為子規（正岡子規，俳句家）所說的『同情』一詞的含義，是指以自身主動的心態去積極地猜想對方內心的力量。這樣一來，子規的『同情』一詞，很接近像我這樣在文學領域中工作的人最注重的『想像力』一詞。若將這『想像力』重新與看護工作對照的話，就會想起盧梭在《愛彌兒》中講述的有關教育的話：『只有一個人的想像力能使我們感受到他人的痛苦。』」這個簡單而深刻的道理，每一個創作者都應該謹記。

最後，我想談談大江先生對所有在這個時代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提出來的幾點啟發。一、知識、閱讀、思考與論述的重要性：我們傾向認為文學是情感的抒發，但大江作品說明了，理性與感性並行不悖的可能性，甚至是必要性；二、時代賦予我主題：身為作家所要做的，除了探索自我和實現自我，也必須對世界作出回應，無論採取的是怎樣的回應方式，或者所回應的是甚麼主題；三、個人的體驗是創造力的泉源：相對於總體的時代而言，個體生命無可替代的獨特性，是文學藝術之為創作，而創作根源於生命經驗的憑據；四、小說作為裝置的自覺意識，以及文體的不可忽視。

對我個人來說，大江健三郎先生不但是一位我欣賞和敬仰的作家，也是我私淑的文學老師，是我曾經刻意模仿的典範，也是在文學精神承傳上的一位父親的形象。身為後繼者，我無論在學識、見地、技藝和勇氣方面，都遠遠不及。面對先生的離去，除了感到悲傷，還有深深的慚愧。先生的小說，已經圓滿地完成了，而我們的小說，還在艱難地掙扎前行。在這個前景晦暗不明的時代，我們如何接受被賦予的主題，用文學的方式去承擔責任，將會是大江先生留給我們的功課。

董啟章
1967 年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現專事寫作及兼職教學。1994 年獲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同時獲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推薦獎，《雙身》獲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獲第一屆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獎新秀獎。《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出版後，榮獲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文學類。2009 年獲頒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藝術家獎（文學藝術）」。《物種源治．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榮獲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及第四屆香港書獎。2014 年獲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近期著作包括《心》、《神》、《愛妻》、《命子》和《後人間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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