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滕彪出席国际研讨会的公开质询与联署――行动者们的回顾与再思考

日本学者阿古智子发布了《和平门，一直保持打开》的文章，文章提及了滕彪出席明治大学国际研讨会的问题以及相关行动。在日中国女权连带会的几位成员作为联署行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写下了以下四篇长文进行回顾和思考，期待更多讨论和交流。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其他在日酷儿女权者的评论文章，会在文末附上相关链接，欢迎加入讨论。

（一）回顾在日中国女权连带会的缘起与公开信行动

　　　　　　　　　　　　　　　　　　　　　　　　　　　　　　　　　 —―小蓝

随着中国境内对女权运动镇压的加剧，许多身处海外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在离散中发起行动，从刘强东案对jingyao的支持，到白纸运动中“父权不死极权不止“的口号，再到由台湾metoo运动启发的“海外民主运动不需要性骚扰”的行动，中国的女权运动以一种全新的生态被延续下来。在日中国女权连带会也是其中一员，3月的针对滕彪出席明治大学研讨会的公开信行动，是我们建立以来最大规模、最直接的一次行动。不仅暴露出了海外民运/人权圈中男性中心/利益共同体的沉疴，也触及到了日本在地社会的保守性质。

明治大学推迟了许久才做出不痛不痒的回复，胡平等参与民运、人权圈的知识分子的反应也显示出了惊人的对性别结构问题的无知，但这些纷至沓来的回复与讨论也恰恰说明了我们行动的价值——只有公开的讨论和对话才能促进更多思考，让更多问题暴露并得到关注。

这次行动过程曲折，作为建立起连带会以及发起联署行动的成员之一，以下是我的一些回顾。

离散海外的我们，如何回应民运、人权圈metoo的浪潮

2023年的3.8妇女节游行，很多人举牌声援当时因为参加亮马河的示威而被捕的女权主义者青年。很多中国女权主义者靠着中文的牌子找到了彼此。那天我们拍了很多照片，但只在我们内部小范围流传，我觉得很可惜，希望能让更多关心白纸和女权的人看到。于是，我在几个通过白纸连接到的女权主义者的群里招呼有相同想法的伙伴，最后召集到了六个人打算一起做一个社交媒体账号，这就是在日女权连带会的雏形。

我们最初的定位是类似于北方广场的平台，想做一个在日女权和酷儿活动信息的集散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家人在中国，未来也都还想回到家乡，所以最开始我们对直接触及政治事件是非常谨慎的。

但就在这时，台湾me too运动爆发，海外民主和人权运动中的性暴力事件被揭露出来。2023年六四前夕，王丹被爆曾对一名男性性侵未遂。这件事情引发了世界各地女权社群的巨大愤怒，我们也决定一定要做点什么。当时我们竟完全没想过在六四这么敏感的场合下要为了安全保持低调，我们好像心里有一团火，根本没办法什么都不做。

细想起来，这团火可能早就已经悄悄燃烧起来了。在女性手举的白纸上被P图‘五百一晚’的时候，在运动现场充斥着侮辱女性的脏话时，在看到人权斗士的妻子们、民运中的女性们的劳动被遮盖、被当成男性们的功勋章的注脚的时候，我们的无力与愤怒都在不断积累。于是，6月4日当天，我们在集会现场摆出了海报，散发传单。

在这样的脉络下，当看到滕彪受邀参加“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角色”的论坛时，我们必不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应该让外界社会知道还有很多人保持着愤怒，没有忘记在台上的男性精英知识分子曾给活生生的女性带来过怎样的伤害。所以，我们选择了起草公开信，要求明治大学国际劳动研究所回应四个问题：1.对于滕彪被指控的背景是否知情；2.知情后会有怎样的考量；3.关于对受害者可能造成二次伤害的考量；4.反性骚扰的对策与准备。

在保守的日本，女权行动者面临的多重威胁

公开信发布的过程并不顺利。在正式发出之前，负责举办研讨会的一名男性教授通过其他教授私下传达说，“我们可以在私下开内部会议讨论这些问题，但直接在网络上大吵大嚷的话，我必须请律师处理这件事情。她们究竟是想解决问题还是想把事情闹大？……这个公开信的负责人必须提供可靠的个人信息。否则，在网络上不负责任地单方面地向我们提出要求，是不正当的攻击。”

作为年轻外国女性，缺乏社会资源也缺少对日本法律的知识，被起诉很可能导致我们无法更新签证，被迫失去工作或学业。再者，如果被暴露参与和敏感的流亡知识分子相关的行动，也容易面临来自中国的镇压威胁。但如果因这样的威胁而放弃，也觉得很不甘心。我们四处寻求有经验的女权主义者前辈的意见，还有几个伙伴千里迢迢地请假去另一个城市咨询援助律师。

最终我们决定以联名信的方式公开这封信，这样才能体现这个质询代表了公众的监督。提交公开信是要求明治大学给公众一个交代，给当事人一个交代，而非给连带会或某个成员一个交代。面对权力上位者，弱势者公布实名身份相当于给了他们一个“疏通关系”的施压渠道，#Metoo作为争取改变社会结构的社会运动，不应是一个“私下聊聊”就能解决的“问题”。

更何况，我早已听说滕彪是一个非常善于私下“公关”的人。他善于在其他人面前扮演正直、无辜、真诚的受害者形象，私下去挨个找因为他的性骚扰指控产生了动摇的朋友，通过一些“有难言之隐”、“但担心对心语造成二次伤害”的说辞，博取他人的同情和信任，但却始终不敢公开去台湾面对可能的司法的程序。知道这些信息的我，对一切非公开的“对话”、“沟通”都十分警觉，始终坚定以公对公的形式行动。

事实证明，只有这样的公开行动才能够真正促进关于性暴力议题的对话。公开信发出后，我们收到了不少人的投稿。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声音，我们都一并在公开平台上将其呈现。明治大学最终也没有发起诉讼，而是选择进行了公开的回复，将学校在其中的努力与不足一并留下了历史的痕迹。我们也对此做出了公开的回应。

是中共间谍的构陷？还是无名者的现身？

作为一个资深的律师，滕彪的法律知识不但用在了帮助中国弱势群体维权上，也用在为自己的性骚扰辩护上。他比谁都了解如何安抚公众情绪的同时规避自己的责任，如何用动人的话语包装出悲壮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形象。

滕彪的伙伴们也都本能地选择相信他，应激式地把一切性骚扰的理解为攻击。民运利益共同体的团结程度总能超乎我们的想象，ta们需要通过对彼此的吹捧与抚慰，来维护早已离地且空洞化的民主运动果实。如果去总结被指控过性骚扰的民运人士的辩护话语，会发现他们出奇一致地将指控归纳为“中共的间谍在攻击民主运动”，从而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后果。但就像揭露了世维会主席Dolkun Isa 性骚扰的文章（*1）中所说，“就算是中共间谍，也没有能力进行精神控制，逼男性人权工作者进行性骚扰”。

*1 The Human Rights World Has a Sexual Harassment Problem：https://www.notus.org/policy/human-rights-groups-sexual-harassment

可惜的是，即便是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们也深深地被这种话语所影响，对政权的抽象恐惧盖过了对具体的女性生命经验的理解。无论当时那个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滕彪被控告、“涉嫌”强奸未遂是事实，想方设法躲避、生怕在这件事上和滕彪立场不一的知识分子们，我们有办法不质疑ta们在其他方面所主张的社会公义吗？

纵容性暴力发生的连锁，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去解开。#Metoo的价值与意义还需要不断被诉说，也希望各地的女权主义者们都能勇敢地发起行动，不光是针对具体行为及其行为者本身，还要把保守的社会结构的问题暴露在阳光下，一点一点推动改变发生。

（二）再谈滕彪事件以及相关行动

　　　　　　　　　　　　　　　　　　　　　　　　　　　　　　　　　 —―永茉

感谢阿古老师的公开投稿。作为公开信的撰写人和联署活动发起人之一，我想回到滕彪事件本身进一步讨论。同时作为深度参与此次行动的个体，我也想回到行动本身聊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供世界各地的行动者们参考。

关于滕彪出席明治大学国际研讨会的思考

关于滕彪事件，我认为要始终明确一点：性暴力就是性暴力。不管滕彪是何等关键身份，是否受到来自中共的镇压，被指控就是被指控，没有接受过第三方调查就是没有接受过。人权活动家也好，做出过怎样的功绩也罢，这都与实施性暴力无关，不能为其背书，更不能证明他未实施过暴力行为。以日本一位有名的活动家岡まさはる为例，他生前曾调查原子弹爆炸中幸存朝鲜人的实际情况，担任过“守护长崎在日朝鲜人人权协会”的会长，也曾经是长崎市议员，一生致力和平。在其去世第二年以他命名的“岡まさはる記念長崎平和資料館”开馆。在2020年曾有一名女性公开指控岡まさはる对其实施性暴力。该性暴力事件发生在30年前，加害者已经去世，想从法律上追责非常困难。但这都不是无视性暴力事件的理由，在本地社运和女权团体的推动下，2023年8月该资料馆运营方对受害者进行了听证，承认长期以来忽略了性暴力侵犯人权的严重性，也没有意识到幸存者发声的困难程度，并就没能认真对待”人们敬仰的一位伟大的人权活动家实施了性暴力,侵犯人权”这一事实公开致歉反省，目前该馆已删去加害者姓名改名为长崎人权与和平展览馆(*2)。我认为这才是对待性暴力问题应有的态度，即便如岡まさはる一样对人权事业做出卓越贡献，即便他已经去世，实施了性暴力后也不能免责。性暴力是会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加害者和受害者，追求公平和正义的人权运动也不例外，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性别暴力。

*2 「1923関東大震災朝鮮人大虐殺を記憶する行動」および「ふえみ・ゼミ&カ フェ」からの「声明」への応答: https://www.nagasakijinkenheiwa.com/

其次，我想重申之前反复提过的一点：性暴力是组织性和社会性问题，相关组织和机构不能推卸责任，让行为者和投诉者双方自行解决。在没有预防二次伤害的机制下，在权利为本、性别友好的支援和协助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让投诉者直接面对行为者是不公平的，我不认为阿古老师提出的“让滕彪直接与多位指控的女性直接会面进行彻底讨论接受错误“的解决方案会有效，一则不太现实，即便实现也成本太高，因为女性当事人有的远隔重洋；二则让那些不愿再和滕彪同处一个空间的投诉者极度不适，甚至再次撕开伤口，痛苦不断绵延；三则主持直接会面的人们未必有意识、态度、知识和技能来推进“彻底讨论”并让滕彪接受错误。以Trans Gender Japan前联合代表浅沼智也去年涉嫌性暴力事件为例，该事件中受害者多次简讯和邮件组织方均被无视，只能自己联系加害者结果多次遭受重创。更有相信加害者的人在SNS等平台散播谣言指责受害者，然而组织方坐视旁观，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甚至在今年1月对受害者及提供支援的SWASH,ふぇみ・ゼミ等团体发送信函提起名誉损毁诉讼。这一系列的伤害和结构性暴力导致受害者体重骤减，多次晕倒被送往医院，工作也多次被取消，身心俱损(*3)。这个实例足以证明组织和机构对于性暴力问题的无知和推诿造成的危害，所以我们必须问责相关的组织。

*3 关于TGJP前联合代表涉嫌性暴力问题，要友紀子在推特上的相关说明：https://twitter.com/kanameyukiko/status/1771815538534342775

阿古老师提及六位朋友联系她提供滕彪性骚扰的信息，之前冯媛的投稿中也提到多时多地多位女性指称遭遇滕彪的骚扰或意图侵害，我认为与滕彪有关的机构和组织必须认识到这类事件的严重性，及时介入，降低伤害，并展开调查，而不应像阿古老师文中那位教授一样，轻飘飘的一句“我相信他”就大而化之。在某些性暴力事件中，第三方调查是非常必要的。以日本的杰尼斯喜多川性加害事件为例，即便被聘请的外部专家调查组曾被质疑与事务所有利益关系不够独立，但从披露的调查报告全文来看还是比较客观全面的。该调查报告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从个人，事务所，权力构造等方面分析了原因，指出日本媒体和相关业界业界长期保持沉默的问题，并提出今后的防止措施和对策（*4）。我认为这样的调查程序和报告方式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尤其发生在民运圈人权圈里的性暴力事件，很多都是经年持久，行为人涉及多个机构，很多人会以收集证据难、无法走入法律程序、没有法律裁决等理由否认性暴力的发生，甚至广传受害者是中共间谍。而第三方调查能提供一个较有客观性的判断，并且能超越一时一事地提出补救、预防措施和建议，改善本领域的社会生态。所以对于滕彪来说，今后要想要继续作为公共人物而活动，主动寻求或积极配合第三方调查是最好的选择。

*4 ジャニー喜多川氏の性加害問題に関する調査報告書 （公表版）:

https://saihatsuboushi.com/%E8%AA%BF%E6%9F%BB%E5%A0%B1%E5%91%8A%E6%9B%B8%EF%BC%88%E5%85%AC%E8%A1%A8%E7%89%88%EF%BC%89.pdf

关于行动的经验总结

以下我想聊聊行动中的一点经验和教训。

①如果行动者想旗帜鲜明地发声，要对当地社会的各种保守力量有所估量，因为势必会遇到阻力，但也不能被阻力吓倒。此次行动中确有一位明大教授威胁诉讼。第一次得知会被诉讼时心情很沮丧，之前考虑到会被指责诽谤，在写公开信最初之际已经反复“自我审查”斟酌措辞了，但依旧引发对方如此强烈的反弹。我明白对方大概率因为我们是年轻的外国人女性，在日本社会比较边缘，没有社会资源，也对日本法律不甚熟悉，以此施压威慑。而作为一个确有签证担忧的中国人来说也真实地感受到了压力。但其中一位伙伴的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如果一名大学教授对支持人权的学生进行诉讼，那是他的耻辱，而不是我们的耻辱，我们同进退。

②行动中可能会收到来自各方的繁杂信息，也许会困惑；也会收到来自人情、圈子文化等方面的压力，所以制定出一个清晰的目标、策略并坚持下去尤为重要。此次行动中我听到了各种信息，比如滕彪擅长人情世故，私下态度诚恳谦虚，一直在学习进步还去听女权脱口秀，北美社运群体中很多人都很相信他。再比如有人暗示心语有问题，认为她的说法跟滕彪的说法有出入，滕彪大概率是被冤枉的等等。这次行动是否应该继续坚持下去？会不会波及其他人？在迷茫时刻一位女权前辈的话及时点醒了我：把各种顾虑先放一边，想想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们最初为了什么做行动？没错，从最初我们就明确过目标：要声援发声者，要公开质询，不管明治大学回复与否，都要把质询信发在社交媒体上。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提醒公众性暴力问题是结构性问题，组织和机构要负起责任，告诉大家滕彪涉嫌性暴力的事件不会就这样被遗忘，以此引发更多公共讨论。至于其他种种都不在考虑中，也不能阻挡我们的行动。

最后我想说：后MeToo时代女权行动没有单一的路径，希望这次的公开行动能提供一种可能性，也期待与诸位共同发挥想象力，探索更多的可能，我们加油共勉。

（三）重新思考对话和信任，重新想象社会运动  

                                                                                                                                     —―小炎

质询信的必要性

阿古老师在文章中提到，“不可能仅仅因为有过去的“嫌犯”来参加研讨会，就在每次会前都解释风险和防范措施”。让我回头看看该研讨会的题目是什么？“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挑战与日本的作用”。正如此前一位投稿者所说，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尤其是部分已然享有权威地位的知名男性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挑战”，不仅有中国政府的长臂审查与压迫，更有其在性别问题上的漠视、乃至自身所实施的性别暴力行为。要谈及他们的未来，必须将性别暴力加入议程之中。

重新思考“暴力”、愤怒与冲突

首先，连带会的每一项活动与立场都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展示，包括关于滕彪事件的质询信和抗议。其中有何种“暴力”成分，请关注此事的各方自行查看、自由心证。

阿古老师似乎对“和平、理性的对话空间”非常执着，想要避免“过度的情绪对抗和言语与身体的暴力”。然而，虚假的和平不过是种伪善的包装，终究会因为不可避免的冲突而破碎。女权主义者网络里，当然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因为女权主义者是人啊。人跟人之间，因为各不相同而有冲突，更有从冲突中生出的分裂。但同时，也有从冲突中产生的反思，对他者、自身、自他关系的再理解，以及对思考与行动方式的改善和更新。即使有冲突与差异，也不代表从此敌对、老死不相往来。正因如此，人不应该因回避冲突与对抗而放弃自我表达，这同样也是对他人的不尊重。

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说过，忍耐不是美德，生气才是。近些年来，愤怒的积极性被不断重新评估。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压抑自己的真实反应是对主体性的取消，也是对造成愤怒的原因——压迫、伤害、侮辱等的纵容。Collard指出，愤怒是一个起始点，是理解我们自身境遇的起始点，也促使我们做出恰当的行动去让自己被他人理解、去要求正义的实现。这也是“义愤”（義憤)一词会存在的原因。同样地，Butler也谈过，“非暴力乃是审慎表达的怒火”。一种反抗性的运动不会没有愤怒推，相信深耕社会运动研究的阿古老师也明白这一点。

重新想象社会运动，也不只是“受到言论管制压迫的人”

连带会想要做的是不以无谓的牺牲证明其正义性的运动。我们希望建构一个不以民运领袖、某种偶像或人造神为核心运转的去中心化的社群。由于中国出身的运动群体缺少前例，我们也在摸索中前进，不断从试行错误里吸取经验。新一代的行动者自然面对不少挑战，其中一些就来自老一辈的运动家与研究者。

综合文章所提供的信息与阿古老师自身长期的学术兴趣，我认为把没有跟一些人建立起信任关系的原因全然归结于言论控制是一种路径依赖。中国出身的行动者当然是受到言论管制压迫的人，但基于社会身份的差异、人性自身的防备心与边界感而无法建立信任是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更何况，“信任关系”也并无绝对标准，并不意味着彻头彻尾的互相透明化。

言论管制使我们有恐惧，但我们也在行动中不断打破恐惧。请理解我们是比单纯的“受到言论管制压迫的中国人”而更复杂一点的人。不完全地、彻底地暴露自己，也并不意味着别有居心。这种二元论需要警惕。

阿古老师的家（AC)，我有幸造访过，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我亲身感受到了这幢精心设计的小楼作为交流空间的价值。我们相信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之中，由于沟通程序的繁杂，跟阿古老师产生了不少误解。对于和平理性的对话的坚持，我们始终抱持积极态度，以前是，将来依然。希望能与阿古老师将此次“冲突”当成一个各自成长的机会，如若可以当面对话，自然是最好不过。新一代的社会运动将如何进行下去，没有明确的纲领可以指导我们。请各位同我们一起想象、行动与见证。

（四）匿名与“对话”

                                                                                                                                —―小白

连带会内的伙伴们经过讨论，决定以发表各自看法的形式作出回应，这也许又是一次对所谓“正统”的运动团体的背叛。但请让我对连带会不是一个理想的运动团体致以歉意，我们没有统一的纲领，没有代表人，是一个线上群组，满足不了太多对“正统”运动团体的期待。阅读阿古教授的对连带会针对明治大学邀请滕彪演讲一事的公开信活动的评价后，我认为阿古教授提起的问题值得深思。作为一个试图以线上群组的形式参与公共议题的人，我未曾想过参与网络上的公共讨论有核实真实身份的必要，也未曾想过作为性侵指控的非当事人参与公共讨论时，暴露真实身份与否会成为一个问题，尤其是在不明确偏向指控方和被指控方的情况下。

以下简述我个人对阿古教授的文章中对连带会及中国出身的行动者的匿名行为的看法。

我选择匿名的理由有二，一是基于我对所在的社会条件的判断，认为公开自己的实名一定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二是出于新名字对自我的赋权，一个新的名字带来的虚拟性能够帮助我脱离现有社会的限制造成的不作为与软弱，同时也能规避一部分现实中的权力可能对我造成的影响。如果我顶着一个虚拟面孔造谣诽谤他人，还试图躲避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代价的话，那么的确令人不齿，然而，引用BBC等媒体的报道来执笔公开信，并向大学机关做出公开质询，在我的理解中并不构成任何意义上的造谣诽谤，甚至也谈不上污蔑，因此我找不到需要以证件上的身份发表言论的任何理由。阿古教授在文中对小蓝的匿名行为表示了不解，但我衷心希望那是不解，而不是不满。

以上理由可以看出，选择匿名的最大原因是出于恐惧的自我保护。我想既然阿古教授深究中国相关的课题多年，定不会不明白这种恐惧来源于何处，也不会不明白人们有多恐惧。也许在阿古教授的理解中，匿名是一种非寻常的行为，那么在此基础上我希望阿古教授能理解的是，当一个人选择了并非寻常的自我保护手段时，一定有令其行动的外部原因。尤其当匿名这种手段与中国相关的运动产生关联时，解除非寻常的自我保护需要的不是正在恐惧的人的勇气，而是逼迫人匿名的环境自身的改变，我们的匿名即是为了改变这种环境，匿名是为了大家都有顶着真名也能说话的一天。

在我的理解中，匿名是参与行动的必要装置，实名的某某某不会组成连带会，不会发质询信，不会走上街头，不会发出抗议，实名的某某某不会给家里惹事，因为某某某这个名字可以关联到她的父母。在使用我的匿名身份的时候，我希望我不是某某某。或者说，除了成为某某某以外，我希望我可以成为另一个人，一个能够表达自己意见的公民。

小白也许会给家里惹事，是不够温顺的，没有人知道她的性别及其他基本属性，小白没有履历，做的事情也许会被父母担心，也许会被周围孤立，但这个假名字使她能够说出她不喜欢的事情，使她敢在不适当的场合说不适当的话。也许这样的做法会让人不舒服，但我认为，如果一个环境为了不让别人不舒服，就只能选择让自己不舒服，那么这个环境一定是有问题的。

以上是一些女权主义里很常见的讨论，我甚至不知道是否有解释的必要，但好像不解释就还会造成认知上的不对称，因此以下结合明治大学邀请滕彪一事展开讨论我选择匿名的具体理由。

无处不在的“门道”、“生意”与无处不在的女权主义

关于“对话”

阿古教授的文章中整理了连带会对明治大学邀请滕彪一事的对应，并在“对话”一事上表示“我们安排了一个与滕彪交谈的机会。除了将在研讨会上发言的学者和研究所相关人士外，媒体人士也参加了会议。我们邀请了“连带会”的成员来参加这次会议，然而她们都没有来。”

针对这一点做出两点说明，首先，连带会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参加会议的邀请。其次，我不认为“与滕彪（面对面）交谈的机会”是一种对话。相反的，我认为像现在这样通过公共平台，在所有人的视线下进行的交流才是理想的对话。其理由有，（1）线下的私人谈话中我的外貌、性别、身份暴露无遗，参会中的人有人知道我的实名身份，我不再是小白，我将成为某某某，我不再有勇气说出我认为不对的事情，我不再认为明治大学邀请滕彪有问题，不敢在本人面前说本人不想听的事情，不想断送学术前程。也许我以某某某的身份做连带会所做的事情也许并不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但出于我对明治大学方对应的片面理解和对日本社会的耳濡目染，我无法做出此种判断。（2）线下的私人谈话中出现的讨论不会以任何形式公开在公众视线下，意味着连带会与滕彪会面并不能搞清楚任何事情，但对滕彪及研讨会运营方来说也许可以获得某种“参与对话”的正当性，因此我将其理解为博弈，而非对话。

2022年的白纸结束后，各种各样的以延续“白纸精神”的媒体与社群出现，随之到访的便是对以往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有所关心的记者、评论员、民运界媒体或运动团体。一方面，“白纸”借着以上人士对“民运”的关注找到了新的落脚点，无话可说的“白纸”象征拥有了可以表达的空间与许多具体的议题。另一方面，形成中或消散中“白纸”社群无一例外地渗进了“民运”的色彩。不知不觉间，运动也形成了一些“门道”，也有了生意可做。我无意批判运动中所谓的互利共赢，但于我个人，这我总是想起那个我熟悉的政权，一个太懂得如何做生意与博弈，却不懂怎么对话的政权。为避免误解，此处提及中共政权，并非是以笔法将两者隐喻为同一对象，而是批判两者中共同存在的“大局博弈”观。

连带会的开始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个人层面的抗争逐渐被卷入国际话语，表达意见从自发的行为变为派阀的斗争。如果一个意见不得不以组织为单位出现，我们希望这个单位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任何别的，知名的团体或机构。

不仅仅是白纸运动，在人文精神到达女性主义后的任何一场解放运动背后都有着女性主义的关怀与愤怒。正因此，如性骚扰/性侵一类对个人意志的忽视与结构性的暴力并存的事例，引发了连带会的行动。然而，在滕彪一事中，名人云集的民运圈、人权圈与年轻人社群的利益纠葛，学术圈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以及社会运动中的父权制等问题也显现出来。

作为我的实名某某某，要是惹了民运、人权圈大佬，说了这些大佬及其粉丝们不喜欢听的话，对我来说可能出现两点安全风险，首先意味着作为中国公民，我却对民运圈的事情有所知晓，意味着我会被划为境外势力；其次，惹民运、人权人士，意味着我会被叫做中共间谍或者被认为拿了中共好处，因此可能会遭到圈内人士或相关粉丝的网络暴力。

即便作为匿名的连带会成员，我们还是面对了一些相对较小但复杂的风险与困难。连带会写出公开信后，从不公开的途径传出了明治大学或起诉连带会的传闻。几位成员在这种无法确证的恐吓下准备了现金咨询律师，并且计算了进入诉讼后所需的成本与代价。另一方面，匿名的背后，大家仍然得做生活里的某某某，尊敬师长，不惹事生非，因此也难以向谁诉苦，也无法将独自面对的恐惧告诉周围的人。就连现在我以匿名的方式阐述自己对自己的匿名行为的看法，我也在害怕是否有人从我的主张、我的叙述中看出我是谁，是否会对我对工作、生活产生影响。

关于匿名

阿古教授已经描述过，“借钱或买房时，必须以实名提交证件。这是因为交易是基于人们积累的信任。如果人们不使用真实姓名并使用不同的面孔，那么当出现问题时谁来承担责任？ 无论是谴责性暴力或性骚扰等具体问题，还是参与社会运动，我认为继续匿名工作是不负责任的。”

如果我有借钱或买房的一天，当然我会以实名提交证件。然而事实上，即便是没有必要实名提交证件时，我的实名也早就是监视系统里的一串编码了。至于运动中为何使用匿名这一点，我已在上文中说明。即便使用匿名，也不是在所有场合中都使用匿名，我相信当中国社会，或中文网络不再如现在这般让人如履薄冰时，使用真名的情况会自然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在报道中，需要对指控性暴力的受害者的真名打码的理由，相信阿古教授对此早有理解，不多赘述。

“如果人们不使用真实姓名并使用不同的面孔，那么当出现问题时谁来承担责任？”阿古教授的这个疑问，我只能作为一种修辞上的技巧来理解。如果这不是一种修辞，那么恕我指出此处逻辑与事实的不符之处。借钱或买房等社会契约里的“人们”，与体制或社会环境出现问题时，发出异议与反抗的“人们”，即阿古教授所指的“谴责性暴力或性骚扰等具体问题，还是参与社会运动”的人们指代的并不是同一种人。前者的“人们”不涉及主张，在契约中不存在争议，而后者的“人们”涉及对行为、主张的正义上的判断。

阿古教授深究社会运动领域，想必就这一点不需要过多解释。于我而言，这个疑问会以以下形式重新构成。“如果人们不得不使用匿名并使用不同的面孔，那么当出现问题时谁来承担责任？”阿古教授使用的“问题”一词缺乏具体的概念。“问题”指的是由匿名衍生出来的任何事情，还是指人们追究的事实出现反转，这一点的说明不足。如果“问题”指的是匿名衍生出来的任何事情，那么追责事由显得过于宽泛。反过来说，如果使用实名指控时衍生出来的任何事情都将由实名者承担责任的话，那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因此我将“问题”的可能性理解为，1对指控者造成的负面影响，2对事实的错误指控。对“如果人们不得不使用匿名并使用不同的面孔，那么当出现问题时谁来承担责任？”一问重新构成后，1，对指控方造成负面影响时，我认为，使人不得不匿名去指控的一方应该承担责任。以滕彪事件为例，滕彪造成了心语的匿名指控，因此滕彪应该承担解释责任。明治大学研究所邀请了滕彪，引发了连带会的匿名行动，因此明治大学研究所应该承担解释责任。2，当匿名行动与对事实的错误指控有关时，如果错误的指控发生在匿名群体当中，那么匿名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应平摊责任。同样以滕彪事件为例，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滕彪受到的指控完全不存在，那么匿名行动的连带会会向滕彪道歉，并向征集了署名的所有人做出说明。

（五）来自其他在日酷儿女权者的讨论

其一：拒绝不平等的对话

拒绝这样的对话是对于她/ta们来说正是一种重要的生存策略，也是一种对不平等的抵抗

（原文链接）：https://matters.town/a/2ncetz7janvr

其二：门开着并不等于欢迎光临

鸿门宴的门也是开着的。要求和期待公开理性的讨论本身可能就是一种霸权。

（原文链接）：https://matters.town/a/klwe3u49yell

其三：看到性别暴力的公共性

MeToo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把那些长久以来被认为不重要台面下的“私人问题”放到公共场域去讨论，受害者长期以来独自一人承受的伤痛，得以被看到、被倾听、被疗愈，在法律和程序上得不到正义的人可以从另一个层面上获得某种公道和慰藉。

（原文链接）：https://matters.town/a/7bs1xo2cya1h

如果想对于本次行动或者性暴力议题参与探讨，欢迎联系我们，我们长期接受投稿，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或通过ins/X私信进行投稿。

后MeToo时代，对于性暴力事件的应对没有统一路径和标准答案，每一次讨论都同时也是行动，都意义重大，你的声音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