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家长制支配 — 服从关系决定了“大一统”的扩张性

儒家经典中充斥着大量宣扬孝的训诫。《论语》中说：“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孝经》中说，“孝莫大于严（敬重）父”；《弟子规》中说，“父母责，须顺承”。儒家的“孝”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父亲，这形成了父亲支配子女，子女服从父亲的家长制，父亲是一家之长。儒家家长制是支配和服从的对应关系。家庭和宗族作为传统社会皇权郡县制下的基本组织单元，其中家长或族长拥有相对于子女或宗族很大的支配权。

虽然儒家倡导“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家长制遵循尊者先和长者先的利益分配原则，按等级和年龄大小享有优先权。等级最高或最年长者先取先食先用，剩下的物资，再依次重复。而不是按贡献分配。《论语》记载，“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要求子女或弟子要先让父母或先生享用酒食，而且还要做到脸色愉悦。《弟子规》说得更明确，“物虽小，勿私藏；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广为流传的孔融让梨的故事，就是遵行和弘扬儒家“长者先”的利益分配原则。

儒家家长制家长对子女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家长对成年子女日常行为的管教权。子女成年婚娶生子后，在日常行为上仍然要听从家长的安排和指令，不得违抗；其二是家长拥有财产的支配权和利益的分配权。家庭财产和利益分配，包括家庭其他成员的所得收益，完全由家长独自支配和分配。在家长的允许下，子女才能析产分户；其三，家长拥有子女的婚配权；其四，家长对子女，族长对族人拥有基本的裁判权和一般惩罚权，甚至可处以死刑。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法”。

而由于“家国同构”，儒家将“孝”推及“忠”，要求臣民像服从父母那样服从君主。《孝经》中说，“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通过由“孝”衍生出的悌、忠、义、贞等价值，在整个社会，从家到国都形成一种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秩序是支配与服从。可以说，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可以分出男女、长幼和尊卑关系，从而形成广泛地无所不在的支配与服从的关系。

这就是中国皇权统治会周期性崩溃和重建的深层原因。原有的系统随着腐败和冗余的增长而最终崩溃后，又会以最基本的支配服从关系而重新复制叠加而搭建一个具有相同规则和结构的系统。只有改写最基本的规则，才能避免“大一统”的周期性覆灭与重建。

“大一统”还具有不可遏制的扩张性。一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导致与同边地区的联系比较密切后，中央权力便会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周边地区纳入到“大一统”的结构中。因为“大一统”中央权力无法与周边地区平等相处，这是其最基本的家长制支配与服从关系所决定的。要么征服周边地区，要么被周边地区所征服，就是不能平等相处。

与家长制的支配与服从相对的是交易型关系。在交易型关系中，交易主体均有独立做出决定的权利。它们之间可能是平等的，也可能是不平等，但交易主体之间不是支配和服从的关系。交易必须在双方同意并能同时增加双方的利益下才可以达成，是自主决定和双赢的。个人，组织和地区间都可能存在交易关系。中国的“大一统”下，中央权力与地区间是支配和服从关系，全国所有的资源和利益都归中央权力支配，各地区之间则通过中央权力来分配利益。各地区内部也是如此。而美国的联邦制下，各地区则是交易型关系。显然，“大一统”的利益分配模式无法公平公正而且损耗巨大，会付出巨大的管理成本；而交易型关系则能实现公平公正和只用付出比管理成本低得多的交易成本。

而且“大一统”对周边地区的征服是以权力为导向的，而不是以利益为导向的。战争是掠夺性的，肯定是负博弈,无法双赢。一般而言，是一方获利一方受损。获利小于损失。战胜方获利，而战败方受到损失。扣出战争成本，战胜方的所得减少但尚有盈余；战败方加上战争成本损失更大。但中国“大一统”的对外扩张，即使战胜了，也会导致损失，是双输。因为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掠夺和获得财富，而是为了权力，就是要对方称臣服从。像罗马和英国的对外征服，都是越打越富，罗马和英国的士兵都能在战胜后变得富有，唯独中国的对外战争，打赢了士兵也仍然是穷光蛋，只有少数的将领可以通过升官来发财。如果周边地区主动臣服，反而可以得到大量赏赐，超过它们贡品的价值。

罗马和英国征服一个地区后，只要当地原有较发达的统治秩序，它们就仍然维持其统治，真的是“以夷制夷”。只要求被征服的地区纳税就行了。其它事务，一概仍旧留给原有的统治者。这样当然成本低得多。如果占领成本高于获得，就会理智地放弃占领。而中国的“大一统”征服一个地区后，就一定会直接管理，“以华变夷”，以满足行使权力的需要，这样当然成本就高得多；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其统治，直到“大一统”耗尽能量而崩溃才不得不罢手。

2019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