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与政治之间：学习中文的外国人

1 月 2 日

据中国官方数据，至2021年底，海外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2500万。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增加，学习中文俨然成为世界热潮。不过，在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的背景之下，语言学习、文化交流也蒙上了“不纯粹”的色彩：孔子学院的争议尤在耳边，海外推广传统文化的活动背后是否有政治色彩也常常被人讨论，而随着香港社会运动之后，海外的广东话保育也更有了一层历史传递的意味。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荷门
原文发布时间｜12/20/2023

“毕业后的确很难再找到学习中文的学校，但这也不是重点，现在网上资源也很丰富，反而没有人愿意跟我讲普通话，连我一些来自中国的朋友，他们也叫我‘不要再讲普通话，说回英文吧’。”来自纽约州的Marco El，认为自己喜爱的中文学习在美中关系变化的背景下，有被“政治化”的倾向。

学习中文被政治化了吗

在美国纽约州出生的西语作文老师Marco El，在双母语（英文和西班牙文）的环境下长大，加上受拥有多元文化的纽约市所薰陶，自小就对学习语言感到兴趣。除了精通英文和西班牙文，他也懂拉丁文和中文。

他学习中文的因由，是源于小时候搬到纽约市居住后，母亲为了让他体验该市多元化文化的一面，每年的农历新年也会带他到纽约市的唐人街，感受当地华人的过节气氛。这令他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于是在大学时修读中文，作为选修课之一，课程以学习普通话和简体中文为主。

他说，在学习中文的过程，最困难的不是没有学校资源，而是身边缺少练习对象。“毕业后的确很难再找到学习中文的学校，但这也不是重点，现在网上资源也很丰富，反而没有人愿意跟我讲普通话，连我一些来自中国的朋友，他们也叫我‘不要再讲普通话，说回英文吧’。”

Marco认为，这正好反映在美国学习或使用中文“被政治化”的情况，“好像另类的政治正确，他们会说：‘为什么在美国要说中文？我们还是说英文吧！’但我只想练习一下，并不是在日常生活请求他们跟我说中文…..他们也不会鼓励我学习。”作为语言爱好者的Marco并不认为说中文是羞耻的事，但他仍然在同辈中成为“奇特”的一个人，“我的（美国）朋友不明白为什么我学中文，他们对于中国、中华文化的印象也不太正面。”

他解释，自全球爆发新冠肺炎以来，在美国的本土政治之中，渗入很多了对中国的负面指控，他的朋友也很自然的把学习中文，与认同、支持中国划上等号，“（美国）民间有很多对中国不尽不实的讯息，政党以此煽动民情，可能也说明了为什么我的中国朋友不愿意在纽约说中文。”

不过，美国之大，不同州分的人口结构和文化地貌都不同。不论是加州的三藩市、洛杉矶、抑或湾区，都是热门的华人聚居地，在街头上听到普通话或广东话的机会也较大。

不过，来自西部加州三藩市（旧金山）的移民二代关美欣（Julia）表示，在三藩市学习中文的人有不少，而且没有“政治化”的情况，更笑言“走入唐人街可以完全不用说英文，当地人对于说中文（广东话）更不会投以一种奇异的目光，反而会对你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颇为正面的。”

向往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

谈到最令人着迷的中国传统文化，Marco表示自己很欣赏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以及紧密的家庭关系（strong family bonding），他们自古到今都很着重承传文化、对自己的民族感到很骄傲，这几乎不会在美国发生。”

这与Marco的种族和家庭背景有关。他的外婆来自古巴，与母亲逃难到纽约，他的母亲在此认识到来自中美州的美国属地波多黎各（Puerto Rico），他的父母同样是美洲原住民莫洛人（moor）。作为美洲原住民的Marco，深感在“美国企业主导”的文化之下，身份和民族认同感渐渐不被重视，“我理解、也感受到美国文化很多元，以及对不同种族的人都很包容，但这不代表要抹去个人的身份认同感”。他认为，美国企业过份强调“we are one”、“地球人”、多元，但事实上每个人的“根”（root）都不同，例如他，“我们（莫洛人）不想被遗忘”。

“中国人会跟你讲，他是中国人；但美国人不会，他们多数会说：我来自美国（I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大多数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都会不觉得自己是美洲人（American），其实很合理，因为在我们的教育里没有很着重身份认同，一般人也很少思考自己是什么人，身份认同多是来自家庭教育。”他续称：“我作为原住民，比较介意这些。我很向往一个有强烈民族感的文化，而中国文化强调的we are one是指‘我们都是中国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族认同在历史上也曾发展成民粹、民族仇恨、甚至演变成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后全球化时代愈来愈流行，无论印度、土耳其、日本、南韩，民族主义情绪都很浓厚；抑或在美国，“美国优先”的意识数年前开如抬头。

而在中国，民族主义早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萌芽，但由官方塑造的民族主义现今更为突出，有意识地把民族主义作为国家战略，成为全民族“共同意志”，外界舆论以“战狼外交”来描述官方的民族主义，民众的爱国情感和言行也同样进去。

Marco直言，不同意民族认同被利用、成为政治工具这个做法，“这的确会带来很坏的结果”；如何在民族主义浪潮之中保存理智、冷静，也很重要，“不然就会成为狂热份子、民粹主义”。当被问到如何塑造一个富有民族认同的社会、但又同时包容到不同种族的人，他很快地回应：“说出真相（tell the truth）。”

媒体如何公正地报道事件，尤其重要，“如果（媒体）能从多方面报道、报道不同持份者的意见，这才不至于煽动民情”；他又强调，政府、官方的取态也很重要，不能明显倾斜于某一方，更不能刻意挑起人民的不满。

中医、针灸渐被西方科学认可

来自美国中西部犹他州（Utah）盐湖城（Salt Lake City）的Michelle，是一名针灸师，曾在北京进修相关课程，因而开始学习中文。她提到，犹他州是美国典型的“红州”，民众的政治取态较为传统，多年来都是共和党的“票仓”；该州的华人面孔较少，遑论是学习中文的机会。因此，她从北京回到盐湖城后，未有继续学习中文，“我没有太大决心学习一个新语言，反而对中华文化更感兴趣，特别是食疗文化”。尽管Michelle没在美国学习中文，但她也发现在犹他州的学习资源很少，“毕竟不是华人居住地”，市面上学习外语的学校或私人教育机构大多教授西班牙语。

Michelle谈到最想推广的是中华饮食文化，“美国人食吃不健康，糖尿病有年轻化迹象，痴肥的人也有不少；而中华饮食文化相信you are what you eat（人如其食，意指你吃什么，食物给予的营养或热量，就会反应在你的身体上）”。她相信饮食均衡能有助减轻医疗压力，虽然她主要的工作是为病人施针，但同时也会与西医和营养师合作，为病人制定健康的饮食餐单。

她亦说，随着科技进步，中医、针灸等传统的中华医学理论逐渐在西方科学界获得更多讨论，美国人的接受程度亦大增，因此在当地有一定需求。

她分享到，中医和针灸师在美国的地位愈来愈向西医看齐，“民众更愿意学习和理解相关的知识，完全没有‘政治化’，更不会因为（中医和针灸）源自中国、美中关系不好，而抗拒接受治疗。”她承认，这与学习中文有点差别，“学习一种言语反而更容易被误会为认同该国的意识形态，因为言语似乎比起治疗，没有让人有更明显的得益。”

Michelle由北京回国后，致力推广针灸疗法，她登上不同的游轮，为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针灸疗法。美国加州等几个州有针灸医师考试，但针灸医师不能单独执业，必须依附在诊所或医院中，并接受医师的管制。Michelle指出，只要持有该游轮登记国家的针灸牌照，即可登船为乘客施针。

随后，她在夏威夷的学院教授针灸，“由于夏威夷有比较多日本人居地，他们的饮食文化与中国似近，也相信食疗，因此当地对于中医、针灸的需要比美国本土非华人聚居地更大”。

1885年起，日本移民逐渐抵达夏威夷，他们很快就成为这个岛国最大的民族之一。如今，夏威夷约14%的人口为日裔。

Michelle回想她数年前学习针灸的时候，在教程中使用的穴位名称为“中译英”版本，例如“Taiyuan”（即太渊穴）。不过，当她开始教学，教程便一概使用编号代称“中译英”的穴位名称，同样以太渊穴为例，其编号为“LU 9”，“LU”是肺（LUNG）的缩写，意味这是属于肺经元源穴的分类，功能是补肺阴、化痰、降肺气、行脉等。

“虽然这些编号一直以来都有，但教学重点明显不同了，现在的改版的针灸课本不再印有中译英的穴位名称，也不再以中译英的穴位名称来教授针灸。学习了解那个穴位的背景、为何这样命名，对下针有很大的帮助，因为针灸讲求的是整体、平衡 ……当然，这是不仅是中文逐渐消退的例子之一，也淡化了针灸文化的深厚的文化底蕴。”Michelle道出。

她继续说，不理解、也不明白修改课程的原意和目的，“阴谋论一点来说，你也可以说这是美中冲突的结果，‘美国要把中文逐渐消除’云云的，但我更在介意针灸文化不能完整地在美传播、推广”。

牢固的性别定型

谈到在北京学习针灸的过程有没有遇到文化冲击或了发展两国人民价值观不同，Michelle想了一想才说：“中国人比较在乎医师的性别，可能他们受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影响。”她在北京实习的时候，曾经因为性别，受到别人对她能力的质疑，“也有人因为我是外国人、西方人，不相信我会针灸”，但话虽如此，仍然有病患很信任她，愿意接受她授针。

“我一开始也不太习惯别人会先看我的性格、种族，但我渐渐也明白了这是大家对于医师的刻板印象，与我个人无关（nothing personal）。可能这在美国比较传统的州分也会发生，只是人们倾向不会表露出来。到后来，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在美国，推广中文不易，推广较为小众的广东话更加困难。现年27岁关美欣（Julia）现在是护士学生，父母自小就从香港移民到美国，而她是三藩市土生土长的“移民二代”，长大后才学习中文，断断续续已学了两年多。她最初接触中文是在大学时期，选修了大学提供的中文课，教授的是简体中文和普通话，但她后来渐渐明白到学习广东话的重要性和意义。

19世纪，有很多华人来到三藩市淘金，当中很多人都是讲广东话，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广东话社群。有调查显示，三藩市有近14%的人口会讲广东话；华人之中，占比更高达九成。因此，三藩市被指是美国的“广东话之都”。

Julia形容，这批移民对建立三藩市有很大的贡献，“将一生都贡献出来建设（三藩市）”，现在是时候要回馈他们，“我发现他们大部分都不谙英文，由政府提供的医疗翻译员人手不足，导致这批老一辈移民连基本的医疗服务都使用不到”。这同样成为Julia学习广东话的动力，希望有更多老一辈的移民用到基本医疗服务。

但说到最大的学习动力，是与不懂英文的祖父母沟通。他们与很多老一辈的移民一样，因为不懂英文，能使用的社会服务有限。Julia表示自己“很喜欢中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子女与原生家庭紧密的关系，也是她继续学习中文的原因。她自言，她不是“那种想要快快脱离原生家庭”的移民子女，最喜欢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子女与原生家庭紧密的关系。她解释：“传统的华人家庭常常要求子女要听父母的话，管教比较严厉，子女长大后可能倾向想要独立、自主，搬离父母的家……但我其实很享受家庭关系，我现在还跟父母住在一起。”

惟她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比起学习普通话，“学习广东话更不寄易，公共资源十分缺乏，连书籍都是我的老师自己编制的”。“由社区大学（旧金山城市学院CCSF）提供的普通话课程比较多，资源也比较丰富，想在三藩市学习普通话，不用担心找不到老师和学校；相反，这里缺少广东话老师，如果大学要砍（外语）资助，广东话课应该是第一个被砍的。”她补充。她相信，三藩市有很多讲广东话的人，要消除亚裔仇恨，就有必要设立广东话课程。

推广中文不易，推广广东话更难

正因Julia深感学习广东话困难，她不想有兴趣学习的人却步，便于2021年成立了“Save Cantonese 守护粤语”，希望守护粤语、捍卫多元社会，并提供学习广东话的教材、举办不同的课程告活动等。她在争取大学提供资助课程期间，获得很多本地人的支持，“他们很多都不是广东人或香港人，也不会说广东话，例如菲律宾人”。

推广广东话最大的挑战在于资助不足，“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期，社区大学都需要削减支出，与普通话课程不同，广东话课程不属于成规的课程或科目……由于缺少广东话教师，广东话课程开班不足，未能提供足够的学分予学生修读，因此未能成为一个‘科目’。”

“Save Cantonese守护粤语”与华人社区中心合办活动，吸引到本土美国人（英语母语者）来参与。Julia引述参与者指，虽然在美国学中文的人多数学习普通话，因为较为普及，但广东话有其独特之处，亦体现到三藩市特别的历史背景之处，学习广东话也是一程保护本土文化的其中一个方法。

歪脑网站
 歪脑Instagram
歪脑Youtube
歪脑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