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马克思与专制的马克思——写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日

张伦：在自由秩序已经确定的国家，马克思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可以是争取社会公正的人们的选择、借用的资源之一。更新于2018年5月10日 05:54

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教授 张伦 为FT中文网撰稿

纪念是人类生活的常态，不过如何纪念与纪念什么，却是常常与纪念者的当下关注有关。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围绕马克思，世界上还是有了些新闻。其中最热闹的，应该是北京官方组织的万人纪念大会以及德国马克思故乡因中国赠送的近五米高的马克思铜像引发的争议，而这些新闻背后最值得深思、讨论的话题，却是有关如何评价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其思想的当代性问题。

两天前，很有才华的媒体人张洁平女士写了篇短文“两个‘马克思’，会在中国怎样相遇/相撞？”，谈中国现在存在的“两个马克思”现象，一个是被一些年轻人称为“皇马（皇家马克思）”，另一个是这些年轻人自己认定的服务于批判资本主义、主张社会公正的马克思。这个观察很敏锐，也点出当下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不过，事实上，从马克思成为近代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思想家起，对其思想就一直存在着争议，有着多重的解释；各种形式的“两个马克思”（如“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等话题就一直不断，既是学术的重要论题，也常是意识形态争执的焦点。这其中既有阅读者、解释者从各自需要所不断做出的阐释问题，也与马克思思想本身内在的复杂性，是一种复调的思想特征有关。

马克思在某些地区、某些人那里近来再次成为一个热点，就世界范围看，显然是与2008年开始的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有关，也与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检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的再审视及全球面临的生态危机等问题相关联。就这一点来看，如果说文革后八十年代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用“人道的马克思”来批判“正统的马克思”，为改革创造合法性资源，为人道思想呼唤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的一些年轻人所试图借用的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却多半是那部分有关社会正义、反对剥削的论述，类似于中共革命前的某些话语，也与当今世界上因经济危机激发强化的某些激进左翼话语有类似之处。这种激进的批判马克思话语，其实在西方一直就从未缺席，只是随时代的氛围声调或高或低。但在中国却显然是一个新鲜现象。以往，中共在论证其革命的合法性时，常使用这类话语；但改革开放后，这种话语逐渐淡出官方的论述；马克思思想被拿来为其政策做论述的，多是那些有关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方面的相关论述。因要为改革的制度和实践上的提供创新弹性的空间，马克思思想总体趋势是逐步被淡化，就一些相关理论问题采取不争论、回避的策略。只有在利用马克思以及列宁的一些与专政与国家理论来为维护自己的政权与政党运作方式提供合法性资源这一点上，官方始终保持其一贯不变的论点。这种回避、不争论的策略发展到今天面临一带根本性的困境。现实中，不管是出于经济发展、巩固权力的需要，还是寻租的诱惑，基本上官方都是采取向资本大幅倾斜的策略、用权力与资本紧密结盟的方式来维系其统治，用一种绝对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来冲淡社会在公正问题上的诉求；权力、经济包括某些文化精英彼此结成某种同盟，垄断经济资源与政治空间——这方面，只要看看各界人大政协代表的组成就可以一目了然。同时，许多弱势群体没有基本的权利保障，劳动、生活条件恶劣，受权贵的盘剥压迫，贫富差距扩大。但为维系政权，中国官方继续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论证其合法性，党徽上象征劳工与农民的镰刀斧头也依旧存在。这不可能不造成某种利益的严重失衡与社会的不满，意识形态上的分裂。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了两种“马克思的回归”现象。一种是民间的批判甚至是反抗性的马克思再回归；另一种是官方的，试图用再启马克思的符号及论述，校正其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重新赋予一些低层相对弱势群体以一些希望，弱化社会不满，再给政权注入某些合法性资源。当然，出于维稳、整合日渐分化的社会意识和治理败坏的吏治的需要，重新启用马克思显然也是要为一些强化镇制措施，统一社会思想，再整吏治服务。此外，雄心勃勃、毛时代的教育深入骨髓的新一代领导人试图在世界上另造模式，与西方分庭抗礼的意图日渐明显，重新启用马克思，也显然有服务这种目的的含义在。

但就中国现行的政策与社会经济的运行来讲，这种重新启用强化马克思所面临的深刻悖论确却是执政者很难消解的。昨日，当听到法国国家电台一个有关中国官方大规模纪念马克思的简短报道时，身旁一位二十岁的法国年轻人不由得笑起来，说：“中国这些年的成就，不都是不按马克思的说法才取得的吗？！”诚如斯言，改革开放四十年，事实上中国所有经济生活、社会自由上所取得的进步，莫不与告别马克思的思想包括毛的政策有关，而所有迄今遗下的许多问题，又很难说不与这种告别上的选择性保留，如对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的马克思”的坚持导致多元社会利益无正常渠道表达相关。也因这种悖论，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系列矛盾的现象、两种马克思的冲突：一方面是官方再举马克思的旗帜，号召学习马克思；但另一方面却试图垄断对马克思的解释，以避免因此冲击政权。前一段广州张云帆等八名年轻人因组织读书会阅读马克思而遭警方逮捕事件，凸显出的官方在此问题上的矛盾。

没有任何人能否认，无一例外，在那些按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所营造的共产主义政治运动与构建的国家中，常伴随着大规模的动荡、杀戮、压制与贫困，其兴起与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页。所有那些残剩的所谓共产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在事实上继续行进在“告别马克思”的过程中。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众多，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显然是与马克思的那些有关革命与专制（专政）的思想有关。也正因此，我们完全也必须与马克思故乡那些抗议者一样，就此继续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批判。二十世纪直到今天的历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教训，主张“专政”（专制）的马克思思想是危险与有害的，它与权力的结盟往往是灾难的根源。一个“权力的马克思”往往无法给社会带来进步。作为改造社会的马克思思想是不能不触及权力问题的，但掌握权力的马克思思想又是很可怕的，这可谓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大的紧张。马克思思想对社会的进步的帮助或许可从其与权力的距离来加以测定，越是接近权力的马克思，越可能是糟糕的马克思；越是远离权力的马克思，越是有可能给社会带来某些益处的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无论怎样激荡人心，充满道义魅力，是不能跨进权力的门槛之内的，一俟跨进权力门槛，马克思思想常会让人变得骄狂、专断，象些神话中描述的那样，发生一种可怕的魔变。个中原因，显然无法在此小文中详加讨论，这里只暂简单地提及一句，那应该是与马克思的思想中的乌托邦成分、认识论上的某些缺陷，整体主义思考模式及推导出的政治设定有关。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思想与权力的关系，还有一个权力本身性质的问题。整个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与政治反抗史、社会公正诉求、文化批判运动虽然不能全部与马克思的思想指导直接划等号，但受其重要的影响也是事实。权力如果是独断的，缺乏民主的约束，这种种反抗，诉求、批判最终就越容易导向其初衷的反面；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如果权力结构是开放的，权力越开放，这些反抗、诉求、批判就越会产生某种正面的结果。比如，尽管在某些保守主义看来，许多社会运动如权利运动、女权诉求等很值得可疑，但实际上，即使那些最保守的人们，或许也在无形中置于这种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变动的影响中，某种意义上也受其惠泽，虽然他们自然有批判这些批判运动的权利。马克思思想的活力在民间，植根于对权力的批判。

如果说马克思思想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批判运动，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在某些议题上有过正面的影响，那说到底与其思想中属于现代性思想传统的那些成分有关，是归属于一个悠久的“批判哲学传统”。整整二十年前，在应邀给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一百五十周年的专刊（1998年10月号）所撰写的文章“批判、实践与阅读”中，笔者曾提及，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特质在其“批判”，如果说其思想有什么现实性的话，这种批判性肯定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吊诡的是，所有以这种批判思想为依据构建的政权，往往放弃、禁锢的也正是这种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从而将其变成一种僵固保守的专制的国家权力哲学。在那篇文章中，本人引用了法国英年早逝的思想家勃纳斯特的一句话：“马克思已死，死于列宁、斯大林以及一切那些将马克思据为己有，以服务于其独占专断、不宽容的狂热行为”。今天，任何想激活马克思的人，首先使用的方法就该是再启马克思的批判思想。而严禁这种批判，既有违马克思思想，也只能是在已死的马克思尸体上再压上巨石或撒上腐蚀剂。

至于马克思的批判思想，本质上又是与现代性的自由命题相连的。如果说“人道主义”能与“马克思主义”衔接，有所谓“人道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显然是与此有关。相反，另一翼对资本主义与民主自由制度的批评、极右派思路如纳粹主义等，却断然无这种思想嫁接之可能，也为此我们也从未见到有人能将人道主义与其衔接，提出什么“人道的纳粹、希特勒主义”之论。

但这样说并不妨碍我们去批判、谴责以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国际共运在客观上造成不亚于纳粹主义的恶果的事实。我们可以不去怀疑马克思的道德真诚和良善的初衷，但却不能不去深思为何达成这类客观的恶果，其思想内部的复杂与矛盾，与国际共运的关系，人道的马克思如何转变成反人道的马克思，追求人的自由的马克思如何翻转到专制的马克思这类问题。一如西谚所云：往地狱之路由善愿所铺成 （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这种故悲剧性或才是我们今天在谈论马克思时、那些以马克思的思想进行社会与政治批判的人们片刻不能忘记的一个关键。马克思思想脱胎于基督教、生成于现代性，却忽略了基督教对人性的局限性、恶的警示，夸大、浪漫化了现代性之可能，忽略用一种理想的、单一化了的方式消解现代性内在的某些悖论、价值的冲突而导向极权主义的危险。正如一个医生，且不讲意愿如何，诊断有可能有误，而即使是对的，也并不保证开出的药方一定正确。很遗憾，马克思就是开错了药方的人。虽然人们常惊诧他在进行各种社会诊断时所展现的洞见能力，即使他的对手也常对此表示出某种敬意。

在马克思的思想与政治的关系史中，还有一个实践上的悖论发人深省：马克思的思想往往可以成为那些进行社会与权力批判的人们社会动员的极其有效的思想资源。但这种动员又常以某种运动的逻辑、以集体、理想的名义扼杀、压制参与者的个体自由，在反抗的内部压制反抗，在对外批判的行动中压制内部批判。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充满这种残酷的例证。因此，当我们提及马克思思想与权力的距离与其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益处成反比的这一点时，我们或还需要提及另外一点：即使在对权力进行批判的运动内部，本身也应允许对内部权力的批判，确立个体的自由与权利的原则。就这点来讲，即使对那些重举马克思的旗帜作为批判武器、我们可称为中国的“民间马克思派”来讲，也未尝不是一个根本性课题：是要开发马克思的自由批判思想，做“自由的、开放的马克思”派，“二十一世纪的新马克思派”，还是固守一些被历史证明有误甚至是有害的思路，在反抗权力中最终同化于权力，走向“专制、封闭的马克思”、二十世纪“已死的马克思”派，再次给死人陪葬，这显然是在“皇家”“民间”马克思这种区分外，“民间”马克思派内部需要做出的另一个重要选择。而以权力的名义宣扬马克思，最终是既不能给马克思添誉，也很难消解官方权力面临的危机。

一个主张公正的马克思，是要以一个主张自由的马克思为前提的；而一个专制的马克思是既不可能允许主张自由的马克思，最终也不可能真正容忍强调公正的马克思。历史与今天的诸多事实都已证明这一点。在自由秩序已经确定的国家，马克思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可以是争取社会公正的人们的选择、借用的资源之一，前提是承认自由秩序；在此前提下，公正上的进步也往往会造就自由上的一种扩展与深化。而在自由秩序阙如的国家，争取自由与社会公正是一体两翼的同一过程，最终要达成的是一种既可以自由地赞同，也可以自由地批判马克思的自由秩序。只有在这种秩序下，主张自由的马克思或是公正的马克思人们才会找到各自论说的理由与合法性。“皇家”与“民间”马克思分野的浮现，预示着中国的思想大分化、重组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四十年的改革面临某种范式性的调整。这种分野不仅涉及左翼，也牵涉到右翼，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显示出的内部分化已让昔日的自由派面目全非。显然，这种思想上的分化是与中国特殊的转型道路、当下以及世界的变化高度相关的，其浮现以及发展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着未来中国的某些图景。（注：作者是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