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Me Too一周年：历程、成绩与限制

黄雪琴：我回访了18位2018年在中国卷起#ME TOO风暴的举报者，试图了解这场运动是如何发生的，她们遭遇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又受到了什么限制。

2018年1月1日，北航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在微博上用红色的#Me Too做封面，实名发文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十几年持续性骚扰女学生。#Me Too在美国早已引起风暴，从娱乐圈蔓延到政治圈，大亨名人纷纷被拉下马。罗茜茜预料过她的举报会在国内引起更多#Me Too，但是她万万没想到，“中国#Me Too以井喷的形式出现”。

在对“不和谐”声音铲除力度越来越强，纸媒、微博、微信等传播渠道又备受控制的情况下，媒体统计，从高校到职场，2018年有36例性骚扰/侵害案件得到关注和报道。我回访了18位卷起#Me Too风暴的举报者，试图全景了解中国的#Me Too是如何发生的；#Me Too后，她们遭遇了什么；这一年，#Me Too改变了什么，又受到了什么限制？

#Me Too中，中国女性重夺对身体、性和工作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Me Too是一份礼物，是可以分享出来教育更多人的。#Me Too是一场女性权利运动，以前没有人认为我们的故事有意义，现在我们因为#Me Too得到了权利。但女性还是没有权力的，大家看到我们张口了，但没看到里面没有牙齿——花花（雷闯性侵案举报者）

#Me Too是一场大型的公共教育运动，让大家看到性骚扰/侵害的伤害，教育大家去正视这种伤害是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下产生的。我们说出来，是希望展开一场身体边界教育，重建一些边界，这个边界是关于女性的自主意愿和选择权。我们希望在现有制度下活得更有安全感和尊严感——林清（某公益机构性骚扰案举报者）

罗茜茜没有想到自己是掀起2018年中国#Me Too风暴的第一只蝴蝶。她的第一篇指控文章《我要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发表后，一天内就有近五百万的阅读量。她与他人给北航的联名信《请别辜负我们的勇气和期待》在三天内收到3000多学子的联署。很快，北航对陈小武开了调查，撤销其教师资格。紧接着，教育部也发了通告，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追回相关奖金，并表示将研究出台长效的高校预防性骚扰机制。

蝴蝶振翅，迅速引起共振。北航性骚扰案积极处理后，更多性骚扰曝光于阳光之下，掀起中国高校#Me Too。1月到6月，同济大学徐蜀辰、原北京大学沈阳、南京大学张康之、中国传媒大学谢伦灿、中山大学人类学张鹏等二十多位教授被曝光涉嫌性骚扰/性侵害学生。这不过冰山一角。广州性别教育中心2017年对6000多名高校学生的调查显示，超过70%的学生遭遇过性骚扰，一半以上的人保持了沉默。如今，学子们不再沉默。

女权运动人士最先走上#Me Too前线。她们纷纷发起了各种联名信。张累累建立了一个给母校寄倡议信的群，被审查前得到94家8000多名学子联名。中国慈善联合会、广州市创新中心、绿芽基金会等近百家NGO机构借机组织反性骚扰培训、讲座、讨论会。

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也参与了#Me Too。武汉大学教授徐开斌发起了倡议，来自三十多家高校的50位教授联名表示支持校园反性骚扰机制的出台。清华大学教授常江反对精英们忽视底层经验而直接对社会变革路径做出规划的傲慢做法，希望让中国#Me Too运动得到更多研究者的重视，他在微博用“I will be your voice”为不敢、不能实名发声的受害者发声，第一日就收到了一百多位受害者故事。

被动员起来的还有媒体、律师。《人物》杂志呼吁读者讲述#Me Too。24小时，1700多个性骚扰故事涌入《人物》邮箱。记者节当天，近50位媒体从业者联署倡议书，要求媒体对#Me Too做专业报道，在单位出台职场反性骚扰机制。13名律师联名表示愿意给性骚扰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7月之前，#Me Too都限制在高校围墙内，直到实习生花花发表她三年前被亿友公益创办人，乙肝斗士雷闯性侵的经历。雷闯讲话大声一点，她感到可怕。看到有人穿他同款衣服，她就紧张。叫了滴滴车，车牌号正好是他电话号码后4位，她害怕得不敢坐车。接到他电话，她在宿舍里直接吐了。花花的讲述有挣扎和泪水，像一颗深水炸弹掀起巨浪。

有类似经历的受害者愤怒了，她们意识到，即便“妇女顶半边天”的男女平等国策推行了半个世纪，大学女学生比例超过了50%，但现实是，男性骨子里歧视、物化、矮化女性的态度就没变过。他们不理解不尊重身体边界，更是忽视对方的自主意愿，只要手上稍有权力就敢任意妄为。他们性骚扰同事、下属，让对方承受压力却不敢言，失去自信和尊严，严重的还患上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离开岗位。2018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中国在149个国家中排名103，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职业天花板十分明显。看看新中国建国以来的领导班子，有多少是女性？再看看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一名女性领导人。#Me Too让女性认识到，原来女性的权利都是男性给予的。能被给予，就可被收回。不管是权利还是权力，还是需要靠争的。

女性们权利意识觉醒了，要重夺对自己身体、性、工作甚至生活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她们从讲述中得到了力量，更多的指控流布。公益圈的袁天鹏、雷闯、邓飞、张锦雄、周非、刘猛，媒体圈的章文、朱军、周双洪，龙泉寺的学诚法师，企业界的刘强东，纷纷被曝光涉嫌性骚扰或性侵。最高峰的7月，出现了22起性骚扰/侵害讲述指控。

中国#ME TOO的准备与发生

 站出来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事——罗茜茜（北航陈小武性骚扰举报者）

我不后悔，我觉得我们对黑暗面不应该麻烦不仁——异（河南大学肖开愚性侵举报者）

借助#ME TOO站出来，这是我们寻找一个公义的机会——王东东（河南大学肖开愚性侵案举报者）

你莫名其妙被打了一巴掌，不知道该怎么办。看到#ME TOO的风暴了，我把握时机，借势而上，把这一巴掌还回去。现在的我无比感激当时说出来的自己，才能获得一种解脱之后的成长——小精灵（章文性侵案举报者）

任何形式的社会运动都不可能是一时冲动的揭竿而起，中国#ME TOO也不例外。事实上，近年来一系列的女性权利倡导活动早早播下种子。

2003年，湖南教师黄静被发现裸死宿舍，身上有多处伤痕，其男友姜某的精液也被发现。学者艾晓明前去调查拍摄纪录片，提出“约会强奸”概念。“约会强奸”、“婚内强奸”、“熟人性侵”等名词开始被媒体讨论。2009年，21岁的邓玉娇刺死了用钱辱打自己，还爬在自己身上要求“特殊服务”的官员，引起全国轰动。民意虽更多赞赏邓的“烈女”角色，但是女性权益和对女性的性暴力也逐渐引发关注和探讨。2012年夏天，“我可以骚你不能扰”口号突然在全国流行，女性权利倡导们开始从身体自主权、反性骚扰等角度进行倡导。2013年，青年女权行动者更是策划了“占领男厕”、“美丽的女权徒步”等种种有趣又带有运动性质的倡导活动，让年轻一代备受鼓舞。2014年，厦门大学的吴春明被曝光性侵博士生，引起全国关注。冯媛、李思磐等更多的女权积极呼吁高校反性骚扰机制的出台，印发反性骚扰手册。压力下，教育部于2014年10月印发了被称为“红七条”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提到不许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算是回应了高校反性骚扰诉求。2015年，多名女性计划在三八妇女节到地铁派发反性骚扰小单张，其中李婷婷 、王曼、韦婷婷、武嵘嵘、郑楚然五名女性被拘留37天的“女权五姐妹”事件成为全球新闻，得到100多个国家10多万人的支持。“女权五姐妹”事件把中国反性骚扰这一议题推向世界视野，同时反性骚扰行动的空间变得更逼仄。2017年5月，微博号“北电侯亮平”爆料北京电影学院学生阿廖沙被性侵，在人们的气愤与惊讶中新闻很快被审查，人们的气愤无法消解；同年，女权张累累在广州发动“行走的反性骚扰”广告牌公益活动。12月，南昌大学的小柔曝光被教授性侵7个月，一下子又引爆了人们对性骚扰/侵害积蓄已久的关注。

虽然这些#Me Too成为新闻热点后很快被审查、删除，但人们有记忆。尤其是曾经有过类似遭遇的又未能发声的女性们，一直记得。女性的愤怒就像暂时沉睡的火山，积蓄着能量，爆发，指日可待。所以每一次#Me Too都会引爆一波热议，越来越多的受害者获得鼓励。她们不是无意识地被#Me Too之风掀起，她们其实早早就准备着，借#Me Too之势，乘风而起。

蝴蝶们振翅之前经历了太长太久的蝉蛹之痛。罗茜茜准备了13年。她曾经尝试忘记，与抑郁症斗争，但是发现自己不能坐看“更多的师妹受到伤害”，看到国内关于女记者性骚扰调查的报告，她决定联系记者，借着#Me Too国际风暴站出来。举报河南大学肖开愚的王东东、异（化名）等人也等待了十几年。王东东坦承长期承受着愤怒、颓废、失眠、抑郁等程度不一的心理创伤。他们曾在2013年曝光，但效果不理想，看到#Me Too，知道这是一个站出来寻找公义的机会。控诉雷闯的花花准备了三年，她本想躲避，去打坐，看心理医生，还到乡下待了一年，后来看到了罗茜茜的勇敢，写下血泪聚下的自述。举报章文性侵的小精灵人准备了三个月。她压抑过三个月，甚至要用“约了场炮”为由逃离被性侵的伤痛，然而越想逃，就缠着越紧。曾做过记者的她嗅到了#Me Too的力量和希望，她知道，“应该把握时机，借势而上”。七月份举报朱军的弦子（化名）原本是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支持一个受到性侵害的姐姐，“与受害者共振”，看似无心之下是她压抑了多月的愤怒，气愤源自3月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自杀事件，“王攀对陶崇园的压迫，要叫他爸爸，要永远爱他，很明显的性骚扰，伤害了一条生命。”举报公益圈性骚扰的林清坦言她曝光对方不是冲动，是看到#Me Too的风势了，顺势而为，把性骚扰推进公共讨论。

她们最终扇动了翅膀。通过#Me Too，受害者，尤其是女性们纷纷发现，那些曾经无法启齿的，不能说，不敢说，不可以说的突然变得能说了、敢说了，可以说了，而且还可能、可以得到解决。女性曾有过的类似的生命经历强大得让彼此共情，此伏彼起，互相赋权最终引发一场社会运动。

中国的#Me Too不止于寻求个人正义，还希望建立预防教育、公平调查、积极处理的反性骚扰机制，这种高于个人正义的诉求得到千万网友支持。即便参与者无法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通过游行示威走上大街小巷，还是通过网络找到了凝聚力量的方式，把受害者、学生、女权人士、教师、媒体、律师、NGO和公民社会中仍残留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

讲述#Me Too后，她们经历了什么？

一些在亿友工作的志愿者发信息给我，说我伤害了雷闯，伤害了机构。我明白的，雷闯确实帮助了很多乙肝患者。可是，我也想告诉大家，让大家看到各种痛苦，痛苦是不可以对比的。没有说你的痛苦比我的痛苦痛，我的痛苦就变得不重要。——花花（雷闯性侵案举报者）

强奸我之后，他又利用远比我丰富的社会经验、关系试图威逼和操控我。曝光后，他则荡妇羞耻我，又用律师吓我。我得去报警，证实我没说谎，回应支持我的人。报警后才真的有了压力，是面对公权力的恐惧，连续十几个小时的审问，有一种心力交瘁的可怕——小精灵（章文性侵举报者）

花花曝光后引起了公益圈近十起的#Me Too，她才发现在自己看起来很破碎的事情原来很有力量。与很多受害者经历类似，花花的故事里，有压迫、羞辱、委屈、耻感。#Me Too之前，她花费了三年时间都写不出“性侵”、“强奸”等字眼，林奕含之后，借#Me Too东风，她获得了讲述的密码和力量，“罗茜茜的讲述是完美的举报信，有微信截图，有语音，有图片证据；我的讲述是一封遗书，一份血书，虽然法理上无力，但却很有力量，让人理解和接受，因为真实。”

举报后，伤害还是无处不在。有媒体采访把标题起为“雷闯半夜解内衣”。花花被这些陈腐恶臭的性别观念吓到，“残酷故事的重点，居然是内衣和避孕套。”还有视频节目没有给她的医院就诊单打码，她的身份信息、手机号码都被曝光，微信收到了骚扰谩骂信息，她只好把微信的添加方式全部禁用了。

雷闯的妻子后来还不断给公益圈的朋友发信息，中伤花花。在近半年后，蜕变的花花才不再在意，她甚至在一次课堂上做分享时，突然就讲述了自己作为雷闯事件受害者的事情，还把媒体写她的故事发到班里的群内。

不愿止于讲述、还去报警的，经历了更多的压力和限制。被章文荡妇羞耻和律师质疑后，小精灵走进了警察局。然而，作为举报者，她走进警察局后却被当成一个犯人，一个人面对一群警察，经历十几个小时不间断的审问，“车轮式的审问会让人记起所有本忘记的东西，小到进门以后‘他有没有放下他的书包’这样的问题都要反复问及，任何两次不一样或者模糊的答案都好像会让整个信任的大厦崩塌。看不到白天，看不到黑夜，坐在椅子上被反锁，上厕所一定要有女警陪同，说的每一句话都被怀疑。他们不断的问‘为什么你不反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被迫直面所有不能支撑我作为‘完美受害人’的部分。支撑我下去的，是我活着的本能，是在等着的‘她们’”。石油大学华东校区的任潇潇（化名）报警后遭到女警劝阻，告知并非所有性经验都令人愉快，后还被控制自由多日。

更多的伤害和恐吓来自公权力。要求信息公开的岳昕被深夜叫醒带回家中，举报杭州文澜校长任继长性骚扰的夏雨（化名）被要求删帖，不同意则被威胁道“有很多种方式让你消声”，还有自称警察的人给她打电话，“信不信把你绑在麻袋里扔下河”。有受害者的父母家门夜里被敲开，请去喝茶，要求停止任何发声。追踪、采写性骚扰稿件的记者被跟踪，被警告，其家人、朋友也被警察电话骚扰。一线协助受害者的心理咨询师和社工被拉到警察局问话五个多小时，重点不是怎么协助受害者，而是“谁联系你，怎么联系你，为什么要帮？”参与NGO机构反性骚扰培训的学生被要求删除主办方微信、微博、电话等联系方式，写上保证书不再参与#Me Too。推行女权的“女权之声”等账号被封，发表了性骚扰内容的一直关注性骚扰的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在压力下停止运作。

#Me Too以来，经历了懵懂，被电话恐吓，被曝光隐私，与键盘侠对骂后的弦子变得从容了。如今的她，成为很多性骚扰/侵害受害者的精神支柱。有受害者情绪低落，弦子把她们请到家里，做饭给对方吃，“我接受了太多的善意，大家都说我勇敢，其实我是看到大家的勇敢才变得勇敢。”弦子逐渐看清，性骚扰其实是权力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

#Me Too让女性们意识到，原来不同背景，不同工作岗位，不同场所，女性们都在遭遇着各种各样的性骚扰。女性们开始相信，性骚扰不在于个人原因，不在于衣着的多少、妆容的深浅、性格的软弱或强势、行为的保守或开放，而在于父权文化下的社会对女性的矮化、物化、规训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制度中男女权力和资源不对等。

女性意识苏醒，率先站出来讲述控诉的人们传递的信息很清晰：你想被听见，想被尊重，想改变受害者的位置，想享有平等的权利，那么，得站出来，即便说出来或许要经历更多的疼痛和打击。然而，即便经历种种二次伤害和打击，18位站出来的受害者们，17位都表示，站出来是正确的事，并不后悔。

从思想意识到规章制度，中国#Me Too改变了什么

希望#Me Too从烈火转向温火，继续而持久地蕴养中国男性和女性对“性骚扰”的问题意识和说“不”的能力——小欣（中山大学张鹏性骚扰案举报者）

被强奸的人并不肮脏，也并不因此而背负任何罪恶。我是受害者，但我并不因此变得不好。如果对方受到处罚，当然最好，那是正义彰显。但我并不因他的被惩罚与否而变得更好或更不好。——异（河南大学肖开愚性侵举报者）

受益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西方女性有较强的现代权利意识和性自主意识，对父权制度和其压迫也有比较清晰的认知。中国女性在千年的父权社会压迫和传统文化规训下，说出#Me Too不仅需要克服个人情感、道德、认知，还有性耻感、社会性的荡妇羞耻以及法律风险。

#Me Too运动让更多的中国女性看到原来那么多人被性骚扰，被性骚扰的羞耻感通过讲述慢慢消退。小精灵强调，“我遭遇了强奸，这不是我的耻辱，是施害者的。”曾经执着于回到20岁受到伤害之前的花花，如今没有羞耻感了。

#Me Too还让女性们发觉，在茫茫人海中连成了一张张网，这张张网能让一部分的指控者落马，名誉扫地。这张张网穿破冷漠旁观的人群相互连接。一个个关注不同个案的群快速建立起来，有专门讨论性骚扰机制的，有负责收集性骚扰相关新闻的，有连接社工的，有对接律师的，有联系媒体采访的，还有专门给雷闯机构写信“督促”其自首的，至今该群已经寄出150多封信。

#Me Too培养了新一代的网络行动者。社工博士生安娜说，七月份她每天一早起来就刷#Me Too新闻，看自己能做什么。她的状态与大群网络行动者类似——积极参与联署、倡导，推进#Me Too议题，甚至进入一线援助。“7月份我甚至都躲在会议室做#Me Too的事，太多联结要做，太多人要认识，太多个案要跟进，每晚都是三四点才睡。”公益协作者光盐（化名）回忆这个夏天到秋天都在参与社会运动的兴奋中。她所在的一个群里，活跃着两百多位志愿者，有人帮忙设计海报，有人撰写文案，有人设计#Me Too网页，推进着#Me Too议题。很快，支持受害者发声的平台“每一片雪花”，“还有我”、“NGOMETOO”出来了，社工性骚扰、女工性骚扰等不同行业的性骚扰调查问卷如雨后春笋。

#Me Too高呼的诉求和持续压力下，有些改变在慢慢发生。1月，教育部承诺将研究和出台校园反性骚扰长效机制；2月，清华、北大、北航分别展开性骚扰探究会议，成立机制研究小组。7月，绿芽、黄边站、亿友等多个公益机构低调推出反性骚扰机制。

8月初，杭州率先联合签发全国首个校园反性骚扰机制，明确校园性骚扰的定义，要求发现性骚扰必须在6小时内报告，并在24小时内先行开展调查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8月中旬，广东在全省中小学、中职学校全面开展性别平等教育。从中山市性别平等教育指导大纲来看，有破除性别刻板印象的内容，还包含了性教育、防治性骚扰的内容。

规章制度上的最大变化，无疑是民法典的编撰把性骚扰纳入其中。11月，对于禁止性骚扰问题，草案首次明确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

11月中旬，教育部印发了高校、中小学和幼儿园三份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对于有虐待、猥亵、性骚扰等严重侵害学生行为的，一经查实，要撤销其所获荣誉、称号，清除出教师队伍，任何学校不得再聘任，还落实了学校主体责任。

在当事人、律师、妇女NGO以及女权行动者的共同努力下，12月中旬，最高院把“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增加到民事案件的案由中，性骚扰案件终于告别用“一般人格权”案由了。

这些意见、通知、准则都表明着，反性骚扰/性侵害在多个个案的推动下总算走进入了主流视野。受害者曾经的苦痛、挣扎、压迫总算在某些程度上被看见，被认可，还被回应了。

中国#Me Too的限制：社会支持体系缺失

我害怕案子输了的话，再也没有受害者敢站出来了——弦子

每多一个勇敢的女性站出来，就会少一个受害者，少一个在不完善的司法系统前却步的女性。即便我们无法把他们送进国家的监狱，也要在世道人心上为他们另建一所牢笼——小精灵

中国#Me Too走得踉踉跄跄，限制重重。教育部和各高校曾满口答应研究的高校反性骚扰机制没有一个时间表。参与机制建设的教师透露，高校确实研究、起草了反性骚扰机制，但是前怕“枪打出头鸟”，后怕“引起羊群效应”，有的要么换了校长，机制迟迟未能出台。

刘瑜“文革中大鸣大放”的何不食肉糜以及现实中朱军、周非、邓飞等人对受害者的反告，很快被看作是对#Me Too的反扑，受害者们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发声勇气被消融，愿意支持的人也变得谨慎害怕而不敢扩散，看客更是以理中客姿态冷漠旁观。

被朱军告上法庭的弦子其实不担心案子，但她害怕输，“害怕案子输了的话，再也没有受害者敢站出来了。”另一位同样被以“名誉侵权”被告上法庭的受害者提出，因为缺失反性骚扰法，曝光出来很容易引来官司。

在反性骚扰法等制度性的改变发生之前，#Me Too还能做什么？站出来的受害者们表示，最需要建立一个包含了法律、心理、社工、媒体、警察等层面的社会支持系统。弦子举报朱军后，很多受害者找到她，“她们有些人只需要你的倾听，有些则需要曝光支持，有些需要心理治疗，有些还需要法律援助，但这些资源是很少很有限的。”

光盐第一次作为协作者参与#Me Too一线工作，协助受害者对接媒体、心理、社工等资源，她也发现社会支持系统资源的严重不足。“理想的社会支持体系是，一个举报者安全可靠的发声环境，举报后有相关机构跟进事实核实，根据举报者需求提供法律、心理咨询、陪伴等服务，司法机关跟进处置，追究施害者法律责任，但支持系统里每个环节都极其匮乏。”

花花在整个#Me Too中发现，最急需的是社工。社工研究者安娜提出，国内有70多万社工，大量社工机构资金来源依靠政府，这导致社工的中立性和独立性有所缺失。社工更多时候提倡专业化、技术化，默认去政治化的生存法则，在#Me Too运动中，即便是给性骚扰/侵害受害者提供服务的机构也小心翼翼地处理与#Me Too运动的关系，重新建构自己的话语。无疑，中国#Me Too来到一个敏感而特殊的时刻，要面对审查，要面对污名化、敏感化，还要面对集体行动被个案消融的风险。

而且，中国#Me Too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严重分化。支持者认为性骚扰是性别、权力问题，是男性故意忽视边界，权力作祟，物化女性。反对者则认为，性骚扰是男女私事，是男性笨拙的求欢求爱，是不恰当的追求，而女性太敏感小气了，太反应过激了。是女性过于敏感，还是男性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女性的自主意愿？要让#Me Too进入寻常话语，或许应该讨论出一些对性骚扰的基础性共识，比如，什么是性骚扰？为什么性骚扰那么普遍？为什么更多可能性发生在女性身上？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需要在性骚扰的议题上达成一种如“平等”、“尊重”的普世共识，当有了这种共识，制度上的反性骚扰或许会跟上。

此外，不能对一场社会运动能快速带来社会变革寄予太多的乐观情绪。纵观中国的社会运动，从1989年的天安门从广东的乌坎，从709年的律师们，再到深圳佳士的学生，全部都被打击。在制度性压迫和千年的父权规训下，包括#Me Too在内的任何能聚集群众力量的运动，都被视为一种对当权者的挑战和威胁。

所以，这场相对温和的#Me Too是否会比其他运动更持久？是否真的可以带来性别平权？即便是积极参与反性骚扰的女权人士韦婷婷、肖美丽、郑楚然也坦承，在有生之年或许都很难看到制度上对女性压迫的消除。

另外，当权者还认真研究这场运动，并一一攻破。他们知道受害者的愤怒与曾经的屈辱，一边妥协出台各种规定安抚，一边约茶威胁关闭相关平台和活动。正如某位国家安保人士约谈时所言，“我们国家不是正在一步步出台反性骚扰机制吗？不是在推行性别教育吗？不是在完善法律吗？给多一点耐心和信心。”

或许，应该始终相信，耐心和信心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场场暴雨滋润不了整个干渴的沙漠，但在春天，可以播种希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王昉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