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见其成的中梵关系

中梵關係向好的消息再次傳來。是否如同前幾次一樣，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我們不得而知。然而，「樓梯響」卻帶來整座大廈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這「嘎吱嘎吱」的聲音甚至讓我們忽略了要下來的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這「嘎吱嘎吱」的聲音有時過於嘈雜，掩蓋了另外一種聲音。當然，不是樓梯響的聲音，也不是要下來的人的聲音，而是聖言的聲音。聖言在我們心中發出柔美的聲音，需要我們帶著信德來留心靜聽！

信仰之父亞巴郎的信德總是值得我們去默想的。「因著信德，亞巴郎一蒙召選，就聽命往他將要承受為產業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時，還不知道要到哪裡去。」（希 11：8）亞巴郎聽從天主的召選，動身出發了，動身之時，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到哪裡去，要去承受的是什麼樣子的產業！以人的眼光來看，這似乎有點兒傻，不知道去哪兒，不知道會得到什麼，甚至都不知道打聽打聽要去的地方的土地是否肥沃，就傻傻地出發了，然而以信德的眼光看，亞巴郎隨從了天主的召叫，隨從了良心給他的啓示，跟著他聽到並信賴的天主的聲音出發了。

偉大的梅瑟受命帶領以色列子民出離埃及。在勢力異常強大的法老的國度，這個使命看起來連望梅止渴都談不上，根本就是無法實現的。然而，上主發出的聲音是：「我看見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聽見他們因工頭的壓迫而發出的哀號；我已注意到他們的痛苦。所以我要下去拯救百姓脫離埃及人的手。」（出 3：7-8） 梅瑟聽到了這聲音，而且是特別啓示給他的聲音，因為這聲音繼續著：「所以你來，我要派你到法郎那裡，率領我的百姓以色列出離埃及。」（出 3：10） 事實上，梅瑟一點兒都不傻，而且政治上他也很精明，知道審時度勢，所以他非常明白埃及法老王的權勢與狡黠，也清楚自己所領受之使命的艱巨和風險，因此在聽到這聲音之始，梅瑟試圖推辭道：「我是誰，竟敢去見法郎，率領以色列子民出離埃及？」（出 3：11） 然而，在上主的聲音告訴他，「我必與你同在」（出 3：12）後，梅瑟信德倍增，不再畏懼和猶豫，因為他知道痛苦的以色列子民需要他，而且上主與他同在。正是「因著信德，他不害怕君王的憤怒，而離開了埃及，因為他好像看見了那看不見的一位，而堅定不移。」（希 11：27） 梅瑟帶領以色列子民出離被奴役的埃及地的艱辛眾所周知，無需贅言。其中一點值得在此默想反思。以色列子民在梅瑟帶領下，輾轉曠野幾十年。曠野的沙漠之路最需要的無疑是水。口渴難耐的百姓開始抱怨梅瑟。在此關鍵時刻，梅瑟再次聽到上主的聲音，要他擊石出水以解百姓生命之需。面對滿懷憤怨並與自己激烈爭辯的百姓，梅瑟的信德受到考驗，懷疑閃現在他的內心，因此他叱責百姓說：「你們這些叛徒，聽著！我們豈能從這盤石中給你們引出水來？」（戶 20：10）然而，大量的水確實由盤石中湧流而出！可是，梅瑟卻因著閃現在內心的那份懷疑而未能進入到預許的福地。

梅瑟去世後，若蘇厄接繼他帶領以色列子民出離埃及，來到約旦河要渡過河去，前往天主預許之地。司祭們抬著天主的約櫃走在百姓前面，停在約旦河水邊上。若蘇厄吩咐以色列子民說：「你們前來靜聽上主你們天主的話。」「看，大地主宰的約櫃要在你們前面渡過約旦河。」「當抬大地的主宰上主約櫃的司祭的腳掌，一踏入約旦河的水，約旦河的水就必中斷，由上流下的水要停，像一道堤。」（蘇 3：9，11，13） 面對滔滔約旦河水，以色列子民無舟楫可渡。百姓或許在抱怨，或許在無奈，或許在失望。或許他們再次感到梅瑟帶領他們出離埃及就是一種背叛，因為他們曾抱怨梅瑟說，「正是你們害死了上主的人民」，「你們為什麼領我們由埃及上來死在曠野？」（戶17：6；21：5）或許他們認為若蘇厄領導以色列子民實在無能，因為若蘇厄要他們渡河卻不準備任何舟楫，只抬上了上主的約櫃。此時，若蘇厄鎮靜地指給了百姓一條生存之路：靜聽上主天主的話！

當然，擊石出水也好，約櫃阻斷河流也罷，這些都是奇跡！無論有些人如何解釋這古老奇跡的真實性，我們暫且不論。然而，亞巴郎的確聽到了上主的聲音，這難道不是奇跡嗎？梅瑟的確聽到了上主的聲音，使得他擔負起看似不可能的使命，這難道不是奇跡嗎？梅瑟的確帶領以色列子民出離了權勢強大的埃及，這難道不是奇跡嗎？無論如何，若蘇厄帶領以色列子民渡過了約旦河，這難道不是奇跡嗎？實際上，沒有信德也就沒有奇跡！在無神者的眼中，世界上的一切都只是自然，而不是奇跡！

在處理政教關係上，耶穌基督給了宗徒們一句訓言：「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谷 12：17） 依照這句訓言，歷史上諸多的奇跡還是發生了！在千年羅馬帝國的強勢之下，基督的教會不但幸存下來，而且成為了歐洲文明進程中的關鍵推動因素。由耶路撒冷小小的信仰團體開始，經歷羅馬帝國三百年之久的迫害，基督信仰最終成為歐洲文明的核心因素之一，有誰能夠否認這不是一個奇跡呢？就中國而言，利瑪竇進三步退兩步，屢受挫折，卻百折不撓，最後終於進入北京，使得教會扎根中國發展至今，這難道不是奇跡嗎？事實上，這些奇跡的發生，正是因為教會靜聽了耶穌基督的訓導：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

自羅明堅利瑪竇於1583年進入廣東肇慶並建造起大明帝國內第一座小教堂以來，不到80年時間，中國教會已經初具規模。事實上，從這時起，面對遠東及中國的複雜政治環境文化差異，羅馬宗座就非常堅定地秉持著耶穌基督的上述訓導。鑒於遠東及中國傳教事業的發展，1659年9月9日，教宗亞歷山大七世成立了遠東三個代牧區（東京代牧區、交趾支那代牧區和南京代牧區）。為了避開葡萄牙王國對遠東及中國傳教事業的制肘，教宗任命了三位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會士為三個代牧區的代牧，而且明確指示三位代牧，「要盡力避免捲入地區政治事務；要盡可能培養本地神職人員；要盡量適應本地文化習俗。」1 當然，發展成長至今的中國教會歷經了曲折與痛苦，但她畢竟扎根了，成長了，發展了。就政教關係而言，梵二會議的訓導也清楚明確：「基督委託教會的固有使命並非政治、經濟或社會性的；基督給教會預定的宗旨是宗教性的。」2 因此，教會首要關注的不是某個地區的政治經濟狀況或政治經濟制度，而是教會完成其宗教性任務的使命。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非常明確地指出：「教會不提供任何經濟和政治的體制或綱領，也沒有對此的某種偏愛。」3 教會超然於任何意識形態以及政治和經濟的體制或綱領之外，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會如此。換言之，教會的領導者必須拋開個人可能有的，對於某種政治或經濟體制的好惡，而只關心教會宗教性的使命。當然，這並不是要禁止信友公民善盡自己的政治和社會責任，教會希望的是，「此時，信友必須記得，對以上的事例，不得把自己的意見視為教會權威，來排斥其他意見。」4 由此可見，教會在處理與政治或政府的關係時的立場是一以貫之的。事實上，羅馬宗座派往各國家各地區的宗座使節，從根本上來說，其使命也是宗教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只不過他們往往同時擔任依照國際法規定可以擔任的派駐國家及政府的外交使命而已。5 也就是說，羅馬宗座從來不會派遣僅僅擔任純粹政治及外交任務的宗座使節。

就此而論，中梵關係向好，對於中國教會的神職和信友來說，自然是樂見其成的，因為所謂「中梵關係」究其根本就是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共融合一的問題。 的確，「只有與羅馬教宗共融，才是與普世教會共融，才是天主教會的成員，與羅馬教宗共融合一，是實踐與普世教會共融合一的形式，也是與普世教會共融合一的標記。」6 事實上，就整體中國教會而言，自利瑪竇時代開始，她與普世教會的共融合一從來就沒有被完全徹底地割裂開過。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鑒於中國教會歷代所處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神學等處境，這種共融合一的表達和表現形式有時有待完善，有時隱而不彰，有時尚存爭議，而中梵關係向好，就是要實際解決這些問題，從而達致整個教會的共融合一，整個社會的和諧進步。

回顧中國教會的歷史，上述觀點不言自明。眾所周知的中國禮儀之爭所帶來的後果無需贅言。然而，中國禮儀之爭給我們普通人的印象卻需要我們有所反思。尊孔祭祖的中國禮儀好像就是遠在千里之外的羅馬不明就里而武斷地下令予以禁止似的。事實上，歷史資料所顯示的並非如此。1635年，方濟各會士利安當在福建省頂頭村召集十多名村民教友，詳細詢問了他們對尊孔祭祖的認識和看法，並請他們畫押證明。然後將這些材料申訴到羅馬教廷，希望傳信部禁止尊孔祭祖的中國禮儀。羅馬傳信部依據利安當的這些材料，指示禁止尊孔祭祖的中國禮儀。1650年，耶穌會士派衛匡國攜帶經詢問士大夫們而形成的材料前往羅馬申訴，傳信部依據這些材料，指示准許尊孔祭祖的中國禮儀。如今，我們完全可以理解，這些村民對尊孔祭祖禮儀的認識和看法，肯定與耶穌會士們詢問的士大夫們的認識和看法有著明顯的差異和不同。1693年，福建代牧顏璫就中國禮儀問題向羅馬提出7大問題，希望羅馬調查委員會給予明確回復。10年後的1704年11月20日，教宗克雷孟十一世認可了羅馬調查委員會對顏璫所提問題的正式答復，並且頒布諭令嚴格禁止尊孔祭祖等中國禮儀。在此，有兩點需要特別指出。第一，如果由利安當提出申訴算起，到1704年教宗克雷孟十一世頒布諭令完全禁止尊孔祭祖禮儀，時間過去了70年。期間，羅馬給與利安當和衛匡國的有關中國禮儀的指示，兩者都有效。如果由顏璫提出問題請求答復算起，羅馬的調查委員會也用了長達10年的時間調查研究，最終才由教宗克雷孟十一世正式頒布諭令禁止中國禮儀。第二，克雷孟十一世最終頒布禁止諭令也是經過了羅馬調查委員會長達10年的調查研究的。顯然，10年的調查研究，絕非不明就里武斷而行。

即便今日炙手可熱的主教任命問題，回顧中國教會的歷史，她也並非順水順舟。今僅舉三例以資證明。第一位是國籍主教南京代牧區代牧羅文藻。1674年1月4日，第一位國籍主教羅文藻被任命為南京代牧區代牧主教。然而，教會、社會、政治等諸多因素，使得羅文藻在11年後的1685年4月8日才得以在廣州而非他自己的代牧區南京被祝聖為主教。第二位是南京教區主教耶穌會士南懷仁。1752年5月15日，一直在湖廣和江南地區傳教的奧地利籍耶穌會士南懷仁被任命為南京教區主教，而此時正值乾隆皇帝降旨嚴厲搜捕並驅逐傳教士，所以南懷仁一直到3年後的1755年7月22日才在澳門接受祝聖禮儀，然後潛返回江南地區，一年之中，八個月在水上，三個月在山裡，晝伏夜出，傳揚福音服務教友，直到1787年去世。第三位是南京教區主教遣使會士畢學源。1803年，葡萄牙籍遣使會士畢學源與同會會士高守謙抵達北京，供職清廷欽天監。此時，欽天監監正為耶穌會士索德超，監副為遣使會士羅廣祥、方濟會士北京教區主教湯士選、遣使會士福文高。1804年8月20日，畢學源被任命為南京教區主教，由湯士選在北京舉行了祝聖禮儀。然而，1805年6月12日，大清嘉慶皇帝諭旨批准了西洋堂事務管理章程，嚴禁在京傳教士離開北京，一直到33年後的1838年畢學源在北京去世，終其一生他都沒有能夠前往南京教區就職。

簡短回顧此段歷史，僅僅要說明一點：雖然自始至今中國的教會有時充滿喜樂，有時充滿苦難，有時滿懷憂慮，但她與普世教會的共融合一從未完全徹底地被割裂過，因此作為天主教信友，我們自然而然應該樂見中梵關係向好。1976年，給中華民族包括中國各宗教帶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開始。1979年8月19日，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就在「為偉大的中國人民祈禱」時說，希望「能夠與他們再次建立起直接的聯繫，而此聯繫在精神上從未間斷過。」7 2016年1月，教宗方濟各接受採訪時說，「利瑪竇的經驗教導我們，與中國對話是必需的，因為她是智慧與歷史的一種積累。她是蒙受了許多祝福的一片土地。」「在（農歷）新年前夕，我願向習近平主席及全體中國人民傳達我最美好的祝願與問候。」8 2016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講話時也說，要「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的同時，深入挖掘教義教規中有利於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健康文明的內容，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9 實際上，這是中梵之間向好的原則和基礎。即便過去有過困惑或痛苦，在此問題上，我們還是喜歡聽到「樓梯響」，更樂於懷著耶穌要求我們的謙卑之心見到「人下來」。

也就是說，「大家都該穿上謙卑作服裝，彼此侍候，因為天主拒絕驕傲人，卻賞賜恩寵於謙遜人。」（伯前 5：5）因著信德，我們信賴天主聖神的化工。因著信仰，我們在教義教規上遵從伯多祿繼承人的指引。因著謙卑，我們相信教宗以及為中梵合作而工作的人們，他們至少跟我們一樣瞭解中國教會，瞭解中國社會，瞭解中國政治，他們至少跟我們一樣地熱愛中國人民、熱愛中國教會、熱愛普世教會、熱愛整個教會的共融合一。故此，我們期待著「樓梯響」，更期待著「人下來」。

2016.08.29

1“给交趾支那，东京和中国代牧区的指示”（Instruzione per I vicari apostolici della Cocinchina, del Tonchino e della Cina)(1659)。

2梵二会议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42节，1965年12月7日。

3若望保禄二世，《论社会事务关怀》通谕，41节，1987年12月30日。

4梵二会议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43节，1965年12月7日。

6汤汉枢机，“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共融合一”，2016年7月31日。

7若望保禄二世，“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祈祷”，1979年8月19日，见：《罗马观察家报》（英语版周报），1979年8月27日。

8河北信德网：www.chinacatholic.or...

9新华网：news.xinhuanet.co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