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什么？——读《国家与革命》有感

（2024年10月20日版）

作者：何同志

|前言 Prologue|

大家好！我是何同志！

很久没写过这样的政治与历史小文章了，正好前几天刚看完列宁先生所著的《国家与革命》，我就突发奇想：不如我写篇文章谈谈我的看法吧？于是我便提起笔，写下了这篇文章。

在列宁先生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中，毫无疑问，关于“国家”的论述，是当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另一个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我们有空了再讲），接下来，请诸位容许我浅谈一下我的理解，如有不足之处，请各位多多指教。

|第一部分 “国家”与“爱国” Section One: “States” and “Patriotism”|

从小到大，我们一直都被灌输着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必须热爱我们的祖国”——相信大家都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经历。

可以说，“国家”、“爱国”这两个概念在我们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以致于在我们的心中逐渐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对国家的迷信与盲目崇拜”（【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81页，【中国】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的新型宗教——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表达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安那其主义者，认为国家就不应该存在什么的，我并没有否认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以及必然的出现与存在，也同样没有否认爱国这一概念，所以请某些看到我写了这行话而应激了的读者们稍安勿躁，先把我的文章看完再反驳。

所以，当我们听到诸如“国家在未来会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消亡”（也就是所谓“国家消亡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必须被废除”（无政府主义/安那其主义的观点）这一类的理论之时，我们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很荒谬，“国家怎么可能消失呢？你看在人类的历史上，国家是一直存在的呀！而且人是需要管的，怎么可能不需要国家来治理呢？”——想必这是现在很多人的观点。

但是，我们首先得解决一个问题——国家是什么？

|第二部分 国家是什么？ Section TWO: What is the State?|

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很多人就哑口无言了，因为我们虽然天天信奉着“国家教”，天天对国家顶礼膜拜，但却几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国家是什么呢？

列宁先生在《国家与革命》中的第一章“阶级社会和国家”中的第一节“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之中，开篇就阐述了一个事实：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节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8页，【中国】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

同一页的后面，还有一句话：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使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缓和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8页，【中国】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

在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实质是多么的简单，多么的普通，而完全没有我们以前所以为的那般神圣而不可侵犯——仅仅只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仅仅只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而已。

当然，我不仅明白而且还很深以为然的是，仅仅靠引用一些名人的话是不足以证明它的——毕竟我又不是“马教”信徒，列宁先生也不是神，说的话并不代表它就是真理——所以，要怎么才能证明这一点呢？有一种非常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看历史。列宁先生显然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在他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演讲《论国家》时，列宁先生也举了大量来自历史上的例子，具体的内容太多了，因此我们只看这一段：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当社会上还没有阶级的时候，当人们还在奴隶制时代以前，在较为平等的原始条件下，在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的条件下从事劳动的时候，当原始人很费力地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来维持最简陋的原始生活的时候，没有产生而且不可能产生专门分化出来实行管理并统治社会上其余一切人的特集团。只有当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第一种形式出现时，当奴隶制出现时，当某一阶级有可能专门从事最简单的农业劳动而生产出一些剩余物时，当这种剩余物对于奴隶维持最贫苦的生活并非绝对必需而由奴隶主攫为已有时，当奴隶主阶级的地位已经因此巩固起来时，为了使这种地位更加巩固，就必须有国家了。”（【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134页-第135页，附录《论国家》，【中国】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

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家的形成：为了使奴隶主的地位更加巩固，因此要有，也必须有国家。在后面的历史发展也是如此：为了使封建主的地位更加巩固，为了压迫农民阶级，因此必须要有国家（封建制，如中世纪时的西欧，以及中国的周朝）；为了使皇帝及贵族的地位更加巩固，为了压迫农民阶级并中央集权统治整个社会，因此必须要有国家（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比如自秦朝开始到清朝为止的中国——这里之所以与封建制分开而不是像传统上那样归类为封建制是因为西欧与中国周朝的封建制是分权体制，将权力、财富和土地分封给亲属与贵族，但在东方，除了日本外其他国家的体制却是集权，将权力、财富和土地集中到皇帝及皇亲国戚们的手中）；为了使资产阶级的地位更加巩固，为了压迫无产阶级，因此必须要有国家（资本主义——这方面我就不举例子了，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那么，证明完了国家是什么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国家又是怎么产生，怎么运转的呢？

|第三部分 国家是怎么产生怎么运转的？ Section THREE: How States Are Formed and Function?|

关于这个问题，让我们看看以下引言：

“恩格斯继续说：‘……国家和旧的氏族<或克兰>组织①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我们现在觉得这种划分‘很自然’，但这是同血族或氏族的旧组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才获得的。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 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克兰>社会所没有的。……’”（【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9页-第10页，【中国】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

在这一段的引言中，列宁先生通过引用恩格斯先生的话，向我们展现出了国家的运作方式：1、按地区划分国民；2、特殊的公共权力（主要是暴力武装）。其中的重点是第2点——特殊的公共权力是什么？

所谓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就是“力量”，国家的力量，它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概念。”（《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10页）这种力量显而易见，就是“特殊的武装队伍”，就是国家的暴力机器。

一直以来，我们都对于常备军和警察，也就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习以为常，按列宁先生的话讲，是“被流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的东西，被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圣”（《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10页），但是，难道能够不是这样吗？

很多人都误以为，不能是这样，其实他们是犯了19世纪末大多数欧洲人的错。“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次大的革命。他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10页）

那么，为什么要有特殊的、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相异化的武装队伍（警察、常备军）呢？有很多人，例如斯宾塞先生②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③，认为这是因为社会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

对于这种似乎是科学的观点，列宁先生则给予了坚决的批判：

“它掩盖了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11页，【中国】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

后面，在解释为什么“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在现阶段不可能有时，列宁先生做了详细的阐述：

“这样的组织所以不可能有，是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的’武装，就会导致它们之间的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次大革命在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11页，【中国】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

在这段话中，列宁先生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特殊的、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相异化的武装队伍，也就是警察和常备军，是替统治阶级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是用于压制另一个阶级（通常来说是占了整个社会人口中的大多数）的暴力工具。

所以，“特殊的武装队伍”，实际上一点儿也不神圣，也并不是从来就有，理应存在的。

|注释 Annotation|

①【克兰】：克兰（Clan）是凯尔特民族中对氏族的叫法，有时也用以称部落。在氏族关系瓦解时期，则指一群血缘相近且具有想象中的共同祖先的人们。克兰内部保存着土地公有制和氏族制度的古老的习俗（血亲复仇、连环保等）。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个别地区，克兰一直存在到19世纪。（注释来自【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146页-第147页，【中国】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

②【斯宾塞】：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实证论的代表，社会有机体论的创始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社会和国家如同生物一样是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发展进化的有机体，社会的阶级构成以及各种行政机构的设置犹如执行不同功能的各种生物器官，适者生存的规律也适用于社会。主要著作为《综合哲学体系》（1862-1896）。（注释来自【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179页，【中国】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

③【米海罗夫斯基】：尼古拉·康士坦丁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俄语：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英语：Nikolay Konstantinovich Mikhaylovsky，1842-1904），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理论家，政论家，文艺批评家，实证论哲学家，社会学主观学派代表人物。1860年开始写作活动。1868年起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后任编辑。1879 年与民意党接近。1882年以后写了一系列谈“英雄”与“群氓”问题的文章，建立了完整的“英雄”与“群氓”的理论体系。1884年《祖国纪事》杂志被查封后，给《北方通报》、《俄国思想》、《俄罗斯新闻》等报刊撰稿。1892年起任《俄国财富》杂志编辑，在该杂志上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激烈论战。（注释来自【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174页，【中国】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