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8｜杜贝：隔都化、郊区青年与一再发生的暴力冲突
2023年6月27日，一名法国警察在巴黎郊外的楠泰尔开枪打一位17岁、拥有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血统的穆斯林少年Nahel.M，并就“开枪”这一举动提供了与推特影像不符的说辞，点燃了移民及其后代为主的底层居民的愤怒情绪。这一事件被视为法国执法机构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歧视的象征，并最终演化为全国性的暴力示威活动。在随后的抗议活动中，年轻人点燃汽车、建筑物、垃圾桶、投掷烟雾弹，并与警察发生了持续的激烈冲突，大批抗议者被捕，同时，不少店铺也遭到破坏和劫掠。自枪杀事件发生以来，已有数千人遭到逮捕或在冲突中受伤，直至7月中旬，这场大规模持续性危机才逐渐平息。在事件中，不同立场的媒体分别以“暴乱”（émeute)或“起义”（révolte）进行称呼，大量暴力影像的传播以及围绕着它们争吵似乎稀释了对于事件发生背景及其动力的讨论与关注，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眼光放回底层街区，了解那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何以至于此？
事件余温尚在的当下，结绳志即将刊出一系列关于此次法国暴力抗议事件的译文，通过媒体与法国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对话，来揭示暴力事件背后的社会不平等、移民政策、警权等长期存在的问题。本期文章来自法国《世界报》（Le Monde）对关注教育和社会不平等的法国社会学家杜贝（François Dubet）的采访。未来我们还将刊出：“底层街区里的贫穷和不安全感是一种具体的的现实，因此他们的愤怒是政治性的”——《世界报》访谈巴黎第八大学社会学家特龙（Fabien Truong）
“无休止的猜疑对底层街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重若千钧”——让-弗朗索瓦·莱（Jean-François Laé），《世界报》
“我们需要政策来回应街区居民对平等的渴望”——《新观察家》杂志访谈法国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塔尔平（Julien Talpin）
“一支反共和主义的警察队伍？”——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人类学家法桑（Didier Fassin）发表于《分析·观点·批判》敬请期待！
原标题 / 发生的一切都似乎表明底层街区是政治真空地带，似乎愤怒和起义没有引出任何政治进程（《世界报》Le Monde）
原文链接 / https://goo.su/UpMMF
原文发布时间 / 2023年7月2日
翻译 / 吴樾
编辑 / 安孟竹
问：您对Nahel M.被警察杀死，并且之后在法国各大城市郊区爆发的骚乱有什么看法？
杜贝：每一次警察“执法失误”、每一次郊区起义，都是个别事件。但这样的事件一再发生应该让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在80年代里昂郊区骚乱以来，我们又见证了数十起骚乱，有些是地方性的，有些像2005年那样范围更广，一些在大城市，还有一些在小城市。每一次，都是一个或几个年轻人被警察杀死或受伤；每一次，年轻人都会去破坏自己街区的公共设施：市政厅、社区中心、学校……每一次，暴力都从底层住宅区（cité）蔓延开来；每一次，起义都和抢掠混杂在一起。在所有案例中，父母都对这些作为他们儿女的年轻人表示理解，但也都同时谴责破坏街区的暴力。同样，每一次，有些人谴责警察暴力、不平等、种族主义、贫困和城市隔都（ghetto urbain，贫民区），而另一些人谴责移民和社会的野蛮化。政治行动者的无能也一次次重复：不管是2005年萨科齐（时任内政部长）的坚决打击还是如今马克龙的理解态度都无法熄灭燎原之火。不论在楠泰尔（Nanterre）还是其他地方，当前局势仅有的新鲜之处在于社交网络作用的扩大，以及骚乱者似乎都极为年轻。
问：年轻人感觉从80年代初以来，公权力在底层街区毫无作为，或起码是几乎没有作为。这种说法确切吗？
杜贝：我们倒不能说什么都没做。在很多街区，住宅和相关设施得到了改善：重建了新公寓，拆除了最脏乱差的房屋，开设了学校和社区机构，增设了公交线路……这无疑远远不够，但生活条件还是改善了一些——楠泰尔本身也不是底层居住区中环境最差的。在建筑上的行动比在人口上的行动要简单得多，所有问题都来自于此。城市政策并没有减少社会与种族不平等：“重点街区”（quartiers « prioritaires »）和“困难街区”（quartiers « difficiles »）的居民一直都是最贫穷、生活最不稳定的，他们也一般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这些特点常常随着时间而增强，随着那些通过工作或学习而“获得成功”的人离开街区，那些从更远方移民过来的更加贫困的家庭取而代之。我们不喜欢谈论“隔都”这个概念，但这里出现的确实就是一种隔都化（ghettoïsation）现象。穷人和移民不得不生活在一起，长此以往，隔都就在同一块街区中形成了。而在学校中成绩往往不如女孩的男孩们占据了街道。家庭的角色缩水。学校和社区机构在街区里被视为外人。尽管有地方化的政策，尽管有社工和教师的参与，居民还是因为他们的出身、文化、宗教和居住地而感觉受到排挤：他们的街区在保护他们的同时也将他们围困在里面。
问：底层街区青年认为自己在学校和工作中是歧视的受害者。研究人员是否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杜贝：歧视并非一种幻象：它是可以衡量的。我们知道在资质和能力相同的条件下，一个生活在以贫困闻名的街区的外国裔年轻人找到工作的机会要比其它人低得多。我们也客观上知道他们与白人中产阶级青年相比，被警察讯问的几率要高出非常多。歧视还可以以更难以捉摸的方式出现。当街区的学校集中了贫穷、出身移民或移民后代的学生之时，他们在学业上成功的概率要明显低于那些在社会和文化上更为多元的学校：因为他们的志向会被削弱，竞争的作用更小，有效的家庭关系和支持也更少。此外，街区居民如果有能力也会逃离这些街区学校。一个人或机构并不需要明确具有种族主义才会让学生感到歧视：仅仅由于社会和文化不平等的空间分布，歧视就已经客观存在。所有街区青年都感到自己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和“种族”命运的囚徒。今天的歧视是否比以往更加严重？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何况在过去很多歧视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60年代楠泰尔的贫民棚户区中的歧视无疑比今天在底层住宅群当中更加严重（注：70年代以前楠泰尔拥有大规模自建棚户区，主要由北非裔移民劳工居住，70年代后在城市规划框架内拆迁改建为高层社会住宅），但是歧视本身现在已经不再可以容忍，因为平等的权利得到强化，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拥有同样的机会，因为我们想要不同身份和文化的平等尊严得到承认。由此来看，街区青年和妇女以及性少数群体并无不同，他们都已经被长年累月地歧视并且不愿继续忍受：他们都坚信一项并没有得到遵守的民主承诺。
问：骚乱一再重演，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政治道路吗？
杜贝：只有当年里昂郊区Les Minguettes的骚乱转化成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1983年的反种族主义与平等大游行。在此之后，所有的骚乱都没有转化成真正的政治诉求。发生的一切都似乎表明底层街区是政治真空地带，似乎怒火和起义没有引出任何政治进程，似乎民选官员只是评论这些事件而不是寻找愤怒的替代方案。然而在民主制度当中，社会运动和政党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基本角色：将情绪转化为有组织的行动、诉求和方案。比如从前的工人骚乱就形成了工会和左翼政党。在今年初，工会就给出了一种拒绝退休改革的社会形态：如果没有工会，那当时就只会发生暴力和沉默。郊区骚乱是一种社会问题，但它们并没有导致一个相应政治行动者的出现：那么同样的事重复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政治真空地带也不仅仅存在于郊区：黄马甲的愤怒，与底层青年的愤怒大不相同，但也同样没有产生一种政治形态。一段时间以后，发生的一切都会被简单归结为“与警察发生冲突“：由于所有出现的发言人都受到质疑，政治领袖们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对话者“。
问：在底层街区中同样存在民选议员、协会团体、社工、工会。为什么他们没能将居民的愤怒政治化？
杜贝：市长、协会活动者、教师、社工和伊斯兰教长（伊玛目）都曾呼吁冷静，但没人听他们的：一切都说明了他们的无能为力。尽管有民选议员做工作，尽管有社会政策，但街区居民并没有自己的声音。这与当年的那些“红色郊区”（banlieue rouge）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那些在战后由共产党执政的郊区城市并不富裕，但他们由政党、工会和平民教育运动引领。教师和社工就生活在自己所工作的街区。就此而言，这些郊区是处在社会之中的。所有，或几乎所有的这些中介都消失了。外来的社会工作人员和市政服务取代了平民教育运动。民选议员讲的话没人听，而居民尤其是年轻居民认为自己的话民选议员也不会听。这种体验极其暴力，以至于最后导致年轻人去毁坏一切维系社会的场所——图书馆、学校、社区中心……我们已经从一个由劳动来定义个人的社会过渡到了由被排斥程度来定义个人的社会。郊区青年就是一种象征——国家压迫他们，消费主义挫伤他们。他们被激怒，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不公平除了由警察代表的“体制”以外别无原因。
问：在您看来，这次危机会导致什么政治结果？
杜贝：在建构政治行动者方面的无能会催生民主危机。形容这种情形为“危险”也有点轻描淡写了，因为当人们感到自己被轻视、缺乏代表，那就只会存在暴力，或是追随那些许诺用“坚定决心”即武力解决一切的专制力量。没有谁占谁的便宜，但我们怎能视而不见极右翼和一部分右翼正在建构一套彻底种族主义的叙事？在他们的这套叙事里，郊区问题首先是文化和民族问题，一切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秩序。当暴力影像在网络和电视屏幕上反复播放时，我们可以担忧极右翼不用多说或多做什么就足以火中取栗。当左翼谴责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时提出改革警察队伍，这当然至关重要，但我们又怎能无视他们对郊区问题本身的缺乏创见？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停滞不前，那么青年和警察之间的对抗将继续成为一种长期社会规则，直到下一次“执法失误”和下一次骚乱。
问：你是否会对美国和法国做一个对比？
杜贝：法国人不喜欢和美国相提并论并且有着很多理由：不论种族主义、警察暴力还是城市隔都都没有可比性。长期以来，法国和美国的差异让人们放心：我们喜欢把法国的共和主义（républicanisme）和美国的社群主义（communautarisme）拿来做对照。然而，一些法国街区的隔都化值得我们担忧。法国和美国一样，当年轻人和警察的冲突成为日常体验，警察暴力就不会是一次简单的事故而已。法国和美国一样，那些感到被忽视和粗暴对待的贫困白人（petits Blancs）最终会排斥那些比他们待遇更差的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与他们的差异是如此之大。而国际媒体呈现法国骚乱的方式也让我们想起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及其后骚乱的影响，这也值得我们担忧。
【注】Cité（城）一词在法语中可指住宅区，尤其用来称呼法国大城市郊区底层人口聚居的廉租社会住宅（HLM）群落或小区，这些建筑往往以较高密度、乃至高层的集体住宅形式出现。Quartier（街区）一词在此类语境下也特指这种住宅群所在的郊区底层街区。
受访者简介
François Dubet ，波尔多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研究主任，主要研究社会学理论、教育社会学、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感。主要著作有《不平等偏好：理解团结危机》 (La Préférence pour l’inégalité. Comprendre la crise des solidarités，Seuil, 2014), 《悲伤激情时代：不平等与民粹主义》 (Le Temps des passions tristes. Inégalités et populisme，Seuil, 2019), 《一切不平等，一切个案：重新思考团结》(Tous inégaux, tous singuliers. Repenser la solidarité，Seuil, 2022).
译者
吴樾，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类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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