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形塑了我們所參與的社會;社會也同時形塑了我們 談資本主義與社會學

有些時候，社會體系比較像「某某東西」，我們可以指出其中的一些特質，像是規則、硬體陳設、或是人們參與其中的位置。

就以「學校」為例，說到學校，浮現的 是一些我們都知道的圖像——教室有成排的桌椅，黑板、自助餐廳、體育館、圖書館、電腦、學生、老師、兩旁放有 置物箱的走道、固定時間響起的鐘聲、校規、成績、學期 假期、教學、學習、畢業。我們叫學校的這個東西，其圖像已經相當根深蒂固地烙在我們腦中，所以某些時候，我們的學校經驗，好像是在經歷某某東西。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把學校想成是我們之外的某個東西，是「它」，而不是「我」， 也不是「我們」。人們去上「它」，人們在「它」裡面工作但是人們不是「它」，「它」也不是人們。這樣來說，學校就像是放在盒子裡的大富翁遊戲。我們把它拿起來(去學校)，我們玩一玩它(教學、學習、行政督導)，我們又把它放回去(回家)。我們可能會認為，這差不多就是它大致的情況了。

• 複雜有趣的社會生活

但是社會生活比這個更複雜，也更有趣，因為社會體系並不是某某東西。社會體系是一種持續進行的過程。人們有所行動，想要讓體系運行，體系也不斷地改頭換面，推陳出新。

學校體系

在我們進到學校這個體系以前，我們與學校的關連不過是白紙黑字，不過是心中的圖像。我們真的進入學校這個體系，的確會有一些例行的類型會影響我們的行徑，但是類型之中又存在著極大的變異，因為我們自己還會決定要如何參與學校體系。「它」不會每次的風貌都一樣的，因為我們稱做「學校」的這個東西，不止跟我們以為學校作為一個社會體系的種種樣子有關，也跟人們身處其中的所作所為有關。

 我們可能身在其中，卻不這麼覺得，但是任何時刻、任何人都可能做一些出其不意的事，因而改變了當時學校運作的內容。我們對於學校大致的瞭解，可能像我們對大富翁大致的瞭解一樣。這種大致的瞭解，可以幫助我們預測在某一天某一所學校大致上進行的狀況。但是，還有很多是我們無法預測的，因為很重要的是，「學校」是什麼，端看學校實際的運作狀況。這樣說來，「學校」指的其實就是我們認為自己「在學校」的種種作為。

「學校」到底是什麼，還要看你是老師還是學生;是女人還是男人;是亞裔美 人、原住民、白人、拉裔美人，還是非裔美人;年紀大還是 年紀小;勞動階級、下層階級、中產階級、還是上層階級; 外地人還是本地人;異性戀、雙性戀，女同志還是男同志; 有工作還是失業中;已婚還是單身;有小孩還是沒小孩。

對於我們與他人，我們與體系的關係上，這些特質影響我們看待自己與別人的方式，會影響別人看待我們的方式，也會影響我們身處社會體系之中，使之運作時，如何互相對待的方式。

可能有個學生問個問題，或是對閱讀教材發表了一些意見。從這開始，「學校」開展起來，就從我們每一刻選擇要給「學校」什麼内容而開展起來。

如果我們想要解釋那一刻發生了什麼事，只瞭解學校作為一種社會體系，是不夠的，只瞭解那些在教室裡的個人，也是不夠的。兩者都需要瞭解。那一刻發生了什麼事，端看人們身處其中的情境，以及對於如何參與其中的決定。

社會生活以及社會學複雜又有趣的地方就在於，這兩種看事情的方法都是對的。我去上課，面對我的學生時，我 可以感受到學校這番模樣如何對我造成一些限制。

社會體系，以及人們參與其中的方式

更複雜更有趣的是，很重要地，我們的處境都不一樣。因為我們在每個體系佔據的是不同的社會位置，我們的經驗也會大不相同。社會體系給予我們不同的形塑力量， 不同的限制，我們參與的方式也會不一樣。

當我們說，「我們總是身處於一個比我們自己範圍大一點的東西裡頭」，我們得記得，「我們」不是一個同質性的字眼。社會生活中，「我們」是複數，而社會學很重要的任務是，要來檢驗這個多重「我們」的狀況，如何影響社會生活的運作。

每個社會情況都可以從生態觀點切入。生態學也包括一些較大的環境,如鄰里、社區等。

很多社區和社會的另一種生態面相是依照不同的種族、階級、少數族群而有所隔離,這深深地影響到社會生活,使社會不平等與壓迫持續下去。外在環境的隔離使得刻板印象更容易維持,造成社區服務資源分布上的不平等，例如學校、警察提供的保護等方面,這樣的環境區隔產生了機會分布不均,它讓工人和下層階級的人民得不到較好的工作機會,這些待遇較好的工作地點通常都遠離市中心。(在美國絕大多數的都市中心(inner city),往往是貧民住宅集中地。在台灣則恰好相反。)

與歐洲和拉丁美洲的都市比起來,美國的都市比較缺乏一些可以讓居民與他人打招呼和社交的公共空間,如公園廣場或路邊咖啡。沒有這些公共空間,就不容易維持一種社區的感覺,也就是在一種共同的基礎上讓社區成員彼此見面感到彼此的存在。

這種居住環境區隔也形塑了一些行為模式,如犯罪的受害者大都是自己人。美國大部分的暴力犯罪都發生在同一族群之中,因為他們居住環境遠離其他的種族社群,所以較無機會發生在其他種族成員的身上。相似的互動情況可以解釋為什麼暴力犯罪發生在家庭中及親密關係的人之間的比率比一般陌生人之間要高得多。

個人的行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若不改變社會環境因素，片面要求個人改變行為，效果是有限的

我們時常將健康與個人「不良生活習慣」連結，往往忽略了 「社會體系」的層次。

根據年度防癌白皮書，台灣癌症發生的重要因子，主要是包括抽煙、酗酒、嚼檳榔、蔬菜吃得少等等個 人的不良生活習慣所導致，所謂的「防癌十二守則」，也就是在不抽煙、不酗酒 不嚼檳榔、多吃新鮮蔬菜水果等等個人改進之道來著手。

「個人的行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一個人所以抽煙、酗酒、或嚼檳榔，可能是因生活所逼、同儕的壓力、廣告的誘惑、工作的需求、政府不當政策等等複雜的社會環境因素，若不改變這些因素，片面要求個人改變行為，效果是有限的。」像是長期暴露在有毒氣毒物的工作場所，亦是致癌的重要原因，這些往往是藍領工人的癌症患者，罹患癌症的原因，不是這些人的「不良生活習慣」，而是雇主提供了有毒的工作場所。工業污染以及有毒廢氣物所造成的空氣污染、水污染等，也與許多種的癌症的發生有關，這需要企業界與政府等單位來討論其 #社會責任 ，「不良生活習慣」的說法，模糊了防癌需要巨大社會改造工程的治本面向。(中國時報， 1999.4.11，頁15，時論廣場，「防癌，政府與企業的社會責任」。)

社會與人總是牽連在一起，很少是非此即彼的情況

人們總是錯誤地自我設限，認為問題要不就出在「社會」，要不就出在某些人。

社會學的挑戰，就是要探查這種牽連如何運作。如果我們不是這麼做，我們有時好像覺得社會問題的出現跟人一點關係也沒有，有時又覺得人們好像活在一個真空管，社會對人好似一點也沒有影響力。

其實，還有第三種選擇：並不是非此則彼，而是都有關連。若非人們不時地做改變，社會體系也不會改變;而且若只靠個人式的改變，並無法撼動社會體系。

以水污染問題為例

假設說，鎮上的居民開始發病。很多小孩都沒去上學，鎮上診所跟醫院的急診室也都擠滿了病人。醫生發現，民眾是受到有害化學物質的感染。 

我們可以救治每個病人，讓他們康復，然後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 以避免再次生病。如果是水中存在著有害的化學物質，那就想辦法「不要喝到這些水」——不要飲用生水。

每個人就有瞭解決問題的方式：如果買得起罐裝水的話，買罐裝水，甚至可以在自己家裡裝設昂貴的濾水系統。結果，大多數地區都會有人可以自力救濟，可是有人就沒辦法，這表示還是有人會繼續生病。這時可以藉由法令規定，提供窮人補助買罐裝水，減少這種不平等待遇。

但是，對於根本的「水污染」問題，這一切都不會有什麼作用。民眾被告知要改變「他們參與這個體系的」行為——不要生飮生水，但仍未提及如何可能改變人們參與的這個體系。

假設說，我們從每家的水龍頭追蹤有害物質，發現有害物質來自地方上的蓄水池。從蓄水池又追蹤發現周圍的土壤還有一條河流有點問題，然後發現有害物質原來來自一個雇用大量鎭上居民的化學工廠。

現在，我們對於民眾為何生病，有了不同的解釋，也有了不同的解決之道：要讓這家化學工廠停止隨意傾倒化學廢棄物，以免污染鎭上的水源。

然而，假設化學工廠的人說，他們沒辦法這樣做，因為成本太高了，他們這個產業競爭激烈，如果真要他們好好處理這些廢棄物，他們只好遷廠，遷到那種在乎工作勝於飲用水的小鎮。如果工廠老闆關廠，鎭上很多人就會 #失業 ，失業效應會席捲全鎭，因為大家都沒錢消費，也沒錢交稅，學校經營也會有問題等。

現在，民眾生病的問題，就不只是攸關工廠經營的模式而已。這還攸關一個更大範圍的體系，工廠參與這個體系，而這家公司掌握著鎮上居民的飯碗，對這個社區有著主宰的位置。

經濟體系的性質- 競爭激烈的全球資本主義——影響了工廠經營者的行事方式，由此影響了民眾飲用水的品質。

這個經濟體系，又與那種渴望獲利的價值，那種對私有財產有權任意作為(甚至包括在自己「擁有」的土地上，或是在流過自己私有財產的河川中傾倒廢料)的價值，息息相關。鎭上居民終究要面對這家公司主宰民眾生活的威力，也得在種種有關社會應該如何設計的不同價值中，做一選擇。

減塑議題

零廢棄生活也是如此，我們太習慣塑膠袋、紙盒等包裝材料帶來的便利性，沒有強迫自己改變，你不會知道自己早中了這種方便性的毒癮！

2023年的塑膠超載日在7月28日（Plastic Overshoot Day），代表全球塑膠垃圾數量已超過一整年可處理的廢棄物量。從這一天起，無力處理的塑膠垃圾將持續污染我們的空氣、水、土地。

2023的地球超載日在8月2日，象徵著全球80億人口已耗盡地球當年度的所有肉類、穀物、森林等可再生資源，從8月2日至2023年結束，我們都將以向後代子孫「借貸」的方式來使用環境資源。

我們找到神奇的材料並開心用了一陣子，而且不知道為何把這個頑強的材料用在「用完即丟」的消耗品上。有40%的塑膠用在包裝上，塑膠包裝還是目前避免食物壞掉和浪費的辦法，塑膠污染是一件棘手的問題。

如前面提到：「若非人們不時地做改變，社會體系也不會改變;而且若只靠個人式的改變，並無法撼動社會體系。」

現在大部分消費者重視食安，當加工製程越透明、甚至能附上產銷履歷QR code等，消費者就越願意多付一些錢來了解背後的流程。

社會對於有機接受度其實是非常高的，或是蔬食人口逐年攀升，在認知上已有了永續基本意識的基礎。透過消費者的選擇，引導生產端更加地投入國產蔬菜雜糧，如果大家只看價格不看價值，進口產品就比較有優勢。

消費者從自己的每天購買、工作、存款及投資的選擇中，就在認同那些幫助社會及環境解決問題的企業。你的每一次消費，都在為你想要的世界投票

改變的理由你可以自己決定，為健康、省鈔票、為幸福快樂、為下一代...為何而做。

或許是，了解自己需要的到底有多少。當開始正視自己的需要時，你會發現：原來我不需要這個也能活得超好，而且更好！東西變少之後，才比較容易自省和看進去內心深處，可能比開始這一切簡化之前，更喜歡自己。

減塑最常遇到的反彈聲浪，不是不願意做，而是時間太趕，如果商家接受度低，政策不好推行只能一再拖延。

面對環境中的刺激,我們往往不假思索,直接採取動作反應(拿塑膠袋、開冷氣等)。「夠用就好」的概念很簡單,但落實起來很不容易。不同的時代和領域,都用不同的專業術語來闡述,也許是少即是多、極簡主義(Minimalism)、斷捨離、樂天知命、簡單生活,其實都是相同的概念。

除了個人行為改變，你還可以參與社會的體系：敦促超商減塑、倡議政府加速脫離化石燃料、呼籲政府提出具體減塑期程，讓企業、商家做好心理準備，政府與民間也有時間充分溝通。

• 體系之間的關係

我們和體系的互動，我們、體系，以及社會生活才得以產生。我們對於體系與人的互動這部份的檢驗是一直存在的，如果不是人們時時刻刻使得體系運作發生，那就沒有體系可以研究。

要演練社會學，必須要能跨越幾個社會生活發生的層次來思考：群體是如何與組織及社區發生關連的，組織和社區又如何和社會產生關連，社會與社會之間如何產生關連，以及個人如何參與在這所有環環相扣的過程之中。

社會結構的研究經常把焦點放在社會身分是組成體系的「元件」這一點上，在角色關係方面更是如此。但是就像資本主義與政府(state)的關係所顯示的，我們也可以觀察一下當體系本身是另一個更大體系的一部份時，體系與其所屬的體系之間發生了些什麼。

把家庭當成一個體系來看

我們要瞭解家庭內發生了什麼，就無法只觀察家庭。我們必須同時瞭解家庭及其成員如何與外在世界產生關連。家庭生存於一個生產、流通商品與服務的經濟體系中。當這個經濟體系運作的方式是 將利潤置於參與者的福祉之上時，經濟與家庭體系之間註定要存在利益衝突。投資者不是為了要提供人們工作機會，讓他們能藉此養家活口，才去買企業股票的；投資者投資的理由是為了把餘錢拿來賺更多的錢。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最有效率的賺錢法，經常造成更多人失掉工作，造成家庭與社區的混亂與緊張。影響家庭生活的來源遠超過家庭本身。企業為了提升競爭力，更能賺錢而解雇員工時；或者工資趕不上通貨膨脹，使夫妻兩人都被迫出外工作時， 家庭生活都深受家庭之外的大體系之影響。許多家庭所經歷到的這種壓力不單和家庭有關，也和連結家庭與其他體系的關係有關。

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家庭經歷了各種壓力與緊張—— 要擔憂如何支付日常開銷、要買房子、送小孩上大學、找品質好的醫療服務、父母都必須外出工作時安排小孩的照顧問題、處理家人的情緒問題、離婚危機，還有家庭暴力虐待。

把家庭當成一個體系來看，我們可以探究家庭是如何運作的、家庭成員如何參與紓解這些問題，或者使這些問題更加惡化。舉例來說，核心家庭結構中，夫妻兩個成人要承擔沈重的責任，如果能將這些負擔分散到許多成人身上，像擴展家庭那樣的結構，壓力就不會如此沉重、難以負擔。

在個人的層次上，男性願不願意分擔家務責任也會對家庭生活造成重大差異，首先，身為職業婦女的太太和母親們的壓力與緊張程度就會改變，她們和身為丈夫、父親的男性之間的關係也必然不同。當然，男性是否願意分擔家務也受到一個男性特權文化的影響，這種男性特權文化讓男性豁免家務之責，即使男性很願意在女性要求下「幫忙」，情形也是一樣。

不只家庭，所有的體系都是如此。舉例來說，城緣與都市不但彼此相關，也和郡、州、省、社會等較大的體相關，而這些體系之間的關係深刻地影響了各個體系內部所發生的。如果要瞭解美國大都市裡貧民區的危機的話，我們無法不瞭解美國都市與城郊社區的關係。在許多大城市中，學校體系極度缺錢，學生人口幾乎全來自黑人和中下、勞動階級。這種貧窮社區和資源匱乏的學校教育的結合，幾乎使得教育與訓練上長期持續的不平等更加鞏固。這其中一部份的問題來自於學校經費補助是由社區決定的，每個社區負責自己社區裡的學校經費籌措。當中產階級遷居到郊區社區居住後，都市中的人口越來越貧窮，他們無法提供許多基本的服務，包括教育。

一個結構性的解決之道是重新劃分學區，讓教育兒童的負擔可以分散得更廣。舉例來說，如果學區劃分是以郡或地區為基礎的話，那麼一個都市及其附近的所有郊區地區都會包含在同一個大學區中，而教育經費就可以更均勻地分配到各個學校。如何劃定學區?這個結構疆界正是以學區與政治體系之間的關係來決定的。

這件事改變了好幾項界定：

1)何人應為何事負責?

2)當我們說到像是「這件事上我們是命運共同體」時，「我們」指的是什麼?

3)以及在教育「我們的」小孩時誰被包括在內?

此外，當此一疆界決定了財務的權責分派時，它也同時觸及了財富的結構分布，這就是為什麼郊區社區極力抗拒擴大學區範圍的主要原因。

探討衝突在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學者馬克思

資本主義圍繞著一套關係而組織、運作，這套關係包括：

(1)機器、工具、廠房和其他的生產工具；

(2)擁有及控制生產工具者(資本家與企業經理)；

以及(3)不擁有生產工具，卻用這些工具生產財富以換取薪資的工人。

資本家靠著將工人生產出來的其中一部分價值佔為己有而獲利；工人則盡可能地保有他們生產出來的價值以換取生活所需。因此，如果工人們所生產的物品價值，在扣除材料和其他成本後，還多五百萬美元的話，工人們只能留下這五百萬美元中的一部份，其他的則歸資本家所有。

馬克思認為這種安排是本質上有衝突的。就最簡單的意義來說，工人的利益與資本家的利益衝突——在這個基本上是剝削的關係中，此勝則敗，彼勝則此敗，雙贏是不可能的。

引申而言之，資本家會盡可能的把利潤分給自己，因為這正是資本家增加財富的方式。然而，如果資本家過於貪得無厭，工人們就沒有足夠的錢來買工人們生產的物品，如此一 來，經濟體系的根本目標不但無法達成，反而引發危機。再往深處看，資本主義的經濟「 #效率 」驅動力——以最低成本生產 最大財富——本身就是衝突矛盾的。

在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效率」是以製造每件產品所需要的工時成本來衡量的。效率提高意味著工人每小時生產的產品數量增加，而薪水卻沒有相對等的增加。換言之，當工人們每小時的生產效率加倍時，他們的薪水並沒有加倍。工人們越有效率、生產力越高，他們從自己所生產出來的財富中所分配到的比例就越低。

結構衝突唯一解決之道-改變資本主義結構本身

從馬克思的觀點來看，這種結構衝突的唯一解決之道，是「改變資本主義結構本身」——工人、擁有者，以及生產工具之間的關係。然而這卻威脅到資本家階級所享受的特權之基礎。

由於資本家階級擁有極大的社會權力和影響力，任何改變資本主義結構的企圖都會遭到無情的打壓。結果是，資本主義的衝突從未得到解決，而資本主義體系的穩定則靠著其他方式維持，特別是透過政府的力量。

舉例來說，二十世紀初期的工會運動就遭逢來自雇主的強硬，甚至暴力的對亢；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經常以軍警力量介入，保護工廠與其他資本所有者的私人財產權。 

直至今日，這類政府介入干預行為仍然持續發生，不過形式上變得比較不容易察覺，政府也很少再使用武力干預 (不過，像南韓這種發展中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則是例外)。舉例來說，政府會利用其資源來「軟化」資本主義對工人的負面後果，像失業救濟、社會安全、社會福利與醫療補助、低利房屋貸款、學費貸款、職業安全規定和各種保障公平勞動過程的法規等。由於資本主義有許多負面後果，所以，所有的這些福利都是不能省的。如果工人們在他們生產的價值中保留更多給自己，而全民就業又是國家的一個重要目標的話，社會上就比較不需要福利措施和失業救濟。

如果資本主義所根據的利潤動機沒有鼓勵雇主盡量降低成本的話，聯邦政府就沒有那麼需要訂這許多規章來確保企業花錢提供工人安全的工作環境。

體系中的某一部份(例如經濟)受到體系中另一部分 (例如政府)的「制衡」，可以穩定並維持每個社會生活層面中體系的運作。無論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或是家庭，體系中某部分的「結構緊張」是和體系中另一部分的「改變」緊密牽連在一起的。

組織生產工作的社會關係

人類用怎樣的方法生存，探討馬克思所謂的「生產模式」(mode of production)

在漁獵採集社會中，人類要生產物品必須依賴合作、社群集體的努力和分享。然而，在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中，則是高度競爭、財富分配在多方面是不平等的。在栽植社會中，人類擁有自己的工具和其他生產工具以便生活，但在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中，菁英擁有大部分的生產工具，但並不用來生產。生產活動由工人負責，並用來交換工資，他們並不能擁有或控制任何一段的生產過程。這種人與人的關係和人與生產工具的關係，是在所有社會中一個最關鍵的生產模式。這些關係告訴我們，社會生活是如何組織而成，以及它是如何影響參與其中的人們。

既然，生產的結果是創造財富和人類所賴以維生的物品，生產是怎麼組織的，就深刻地影響人類的生活，特別是 在社會不平等和壓迫的形式下。當我們從漁獵採集社會到栽植社會、從農業社會到資本主義工業社會這樣的歷史進展來觀察，有系統的不平等，是從女人附屬地位的開始才逐漸浮現和發展成的。

然後才有階級和其他財富和權力不平等的模式出現，例如戰爭、侵略和帝國的產生；國家的出現；奴隸和種族主義的制度化；以及源於經濟權力不平等的現代階級 體系和全球性的不平等。簡言之，這樣的制度之所以成為可能，乃是因為人類找到如何生產豐餘的食物以支持廣大的人口，讓越來越多的人不用從事種植、採集、獵取食物的工作。這樣的制度也能讓一些人，藉由他人的損失來累積自己 的財富和權力。他們利用軍隊、警察、僕役，以及宗教和法律機構來維護他們的特權，其目的幾乎都是為既得利益者正當化。

增加生產的結果，未必一定會產生這些不平等的制度，但是生產若匱乏必然產生不了這些制度。例如，在漁獵採集社會中，只有因為聲望的高下造成輕微的不平等；當人們把一些重要的工作做得很好之後，其名譽也隨之提昇。在這類的社會中，不平等的情形不會發生在資產財富方面，因為他們並沒有生產足以囤積的糧食，而且，人們要生存必須依賴彼此之間一定程度的合作，所以不會鼓勵競爭和囤積。 他們也必須經常四處移動搬遷以便尋找新的食物來源， 所以沒必要累積資產財富並帶著四處遷移。

生產模式的改變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樣的改變，或多或少創造了一定的條件促成了其他社會變遷的發生。例如， 當人們有生產剩餘物品的能力，會使得人口迅速增加，造成都市化，而且產生複雜的勞力 #分工 。這些進而促成官僚體系的發展，以便全面掌控這些複雜的現象。

在歷史上，特別是在十九世紀時，西方的#官僚體系 隨著資本主義工業革命而產生。但是這並不是官僚體系產生的唯一契機。例如在中國雖然未經過工業化，但是它的政府組織已經高度官僚化了好幾個世紀之久。雖然大部分都市化的社會都已經工業化了但是一些尙未工業化的社會，如印度、墨西哥和埃及早已面臨了都市人口過度膨脹的問題。

提到階級和其他財富和權力不平等的例子還有像是，傳統的教室藉由將學生的椅子一律朝向前面的方式，強調老師的權威，這樣一來，學生之間很難互動，可是學生與老師之間的互動就容易得多。在法庭及教堂中，法官和牧師所在的位置 通常都比其他人高，透過這樣的安排，增加他/她們與其他人的權力和地位的差距。

美國的參眾議院議場陳設如同一般大學的演講廳，領袖位於前面高起的平台，這樣的佈置顯示參眾二院都臣服於層級高下的觀念，使得充滿戰鬥精神的爭論幾乎不可能出現。相反的，在英國的下議院，兩個對立的政黨就坐在彼此的對面，在相當窄小和有限的空間內，這樣較易產生面對面質詢和辯論的可能。

社會不平等的「大」結構透過以上種種方式而呈現；而各個社會的基本風貌則取決於這些不平等的大結構。這些體系有無數的方法可以來限制、損害人們的生活，而且不一定要用公然或蓄意的形式為之；有時候可以是用某些特殊的字眼、某種語調、選擇在什麼時候沈默回應或是移開眼神，或者是以問一些看似天眞的問題的方式進行。

這使得宰制、優勢群體的成員很難領悟到他們享有的特權，當然他們更不可能瞭解自己的特權是靠著弱勢群體付出何等代價才得到的。而這正是為什麼被宰制群體的成員特別難以忍受日常生活中各種微小瑣碎的排斥和羞辱的緣故；每一個日常生活中的排斥與羞辱本身並不特別沈重，可是它們加起來，就成為一種我們稱之為「壓迫」的沉重負擔。

一邊是日常說話、手勢和行為的各種細節，另一邊則是社會體系如何發生。這兩者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次和每一領域中都以同樣的方式運作。因此，我們做或不做某些事、如何做，都深具意義。

最終，把我們和我們的自身經驗與外在社會實體連結在一起的就是這個。

我們形塑了我們所參與的社會；我們身處的社會也同時反過來形塑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