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開門】大時代裡保持獨立思考，文學就是重現記憶——訪周蜜蜜《亂世孤魂》

（原文刊載於虛詞・無形）

文｜黃思朗

香港殿堂級兒童文學作家周蜜蜜最近推出回憶錄《亂世孤魂：我與羅海星，從惠吉西二坊二號到唐寧街十號》，追憶其丈夫、民主運動家羅海星被關押在中國的創傷經歷，也寫其家翁羅孚被告以間諜罪軟禁多年、終被釋放前後的種種軼事。經歷大時代的苦難，周蜜蜜回望自己人生走過的路，以第一身見證歷史，從女性角度的筆觸書寫，將那些曾經真實發生的事情一一紀錄，內容寫得有血有肉，除了要讓讀者與後代知道真相，亦是對家人對自己的一點交代。

亂世時期，獨立獨行很難

2020年，是羅海星離世十周年，加上當時疫情剛來襲，致使困在家裡的時間更多，讓周蜜蜜開始整理自己人生走過的路，一點一滴撰寫這本回憶錄。「文學其實就是重現記憶，歷史上有些統治者想你遺忘某些東西，當權者會選擇要你記得與不記得甚麼，如果全跟官方，有些東西很容易會消失，讓我開始想到，自己已有若干年紀，如果有些東西不寫下來，可能真的會忘記。」另一個想將往事記錄下來的契機，周蜜蜜說是源於丈夫羅海星的「孤魂亭」——惠吉西二坊二號紅樓，近年被列為受保護的古蹟文物。這幢結合嶺南古建築風格，也曾經作為《大公報》社臨時社址的洋樓，頂上那個小小的樓閣，是周蜜蜜與羅海星故事的開端，亦滿是滲入他們靈魂的血紅回憶。如今人去亭空，但記憶永留存。「我想起很多事情都在那間屋發生，在那裡認識了我先生與他爸爸，然後一路由此出發，在香港走過很多曲折路，最後走到英國唐寧街十號，這些東西以前發夢都沒想過。」

《亂世孤魂》的書名，亦是從這個「孤魂亭」引申而來。在周蜜蜜的這本回憶錄寫到，羅海星當初想到這個名字，是因為「喜歡在這亭子裡望遠景，想事情，總是有一種孤獨的感覺」，只是「孤魂」背後的讖語魔力，待日後才應驗在其際遇之上。「所謂『孤魂』，很多人以為在講我先生是個『孤魂』，其實並非如此，但這剛好很切合他的性格與際遇。亂世時期，自己獨立獨行很難，但他卻做到了，（這類人）可能比別人承受更多痛苦，所以他的命運更加跌宕。我覺得一個家庭、一個人的際遇，都離不開時代的歷史，尤其對我們這些人影響更大，（影響的）不止一代人，而是兩代甚至三代。隨著時代變化，我們的際遇也有很多變化。」執筆過程，回首往事，周蜜蜜腦海閃過種種片段，想起曾經有所交集的人與事，例如被她稱為「金伯伯」、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如何在危難關頭，勇於豁出一切，獨力承擔責任；著名畫家、書法家兼作家黃永玉，即使被困在沒有窗門、密不透氣的斗室內，依然保持風趣幽默的生性，自行在牆上畫了有樹木外景地的「窗戶」；以至家翁羅孚在北京軟禁期間，與其文化人朋友縱然蒙受冤屈苦難，卻仍堅信自己清白，這些人對周蜜蜜的影響都很深遠。「他們經歷最黑暗時期，對自己際遇最差的時候，但都有個韌力可以這樣，從不放棄自己的生命，對人生有種達觀，最重要是認為自己沒有錯，我覺得很厲害。我一邊寫，一邊回想起他們，覺得應該從另一方面，為他們作個紀錄或立傳，將它寫下來。」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坐在「嶺南之風」的庭園，遙想當年經歷的往事，周蜜蜜想到自己八十年代初搬到附近居住時，屋苑旁邊的範圍尚未填海，人物環境彷彿也是一步一步改變，才會成就今天的模樣。「我們來到的時候，香港仍未回歸，就像這裡，以前是海，看著它被填平，我的記憶可能也是這樣，一點一點讓它們浮現出來。」至於羅孚與羅海星兩父子的事跡，以往並非沒有其他人書寫過，周蜜蜜說她的小叔羅海雷，就曾分別寫過《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與《星沉南海：一個中共香港地下黨後代苦戀的故事》，但內容比較從政治角度分析，這次周蜜蜜想從個人經歷與女性眼光，呈現自己所接觸與認識的羅氏父子。「我比較從人性與情感的角度去寫，覺得經歷事情的主要都是人。一個人經歷的時候，肯定有很多情感，很多感觸，所以一開始也想寫回自己，當然亦對他們父子、對我自己有個交代。」丈夫因為在「黃雀行動」營救民運人士成為政治犯，家翁亦因捲入間諜案而在北京被軟禁，周蜜蜜坦言「以前回看情緒波動很大」，但隨著年紀漸大更有歷練，現在反而能以總結性質，一一書寫下來。「有些好心朋友會覺得，我寫的內容幾敏感，會否影響自己的事業與家庭，我說也不理會，一個人到了若干年紀，而且這些東西真實發生過，我就想將它紀錄下來。」

「知道得越少越好，越安全」，是羅海星在1989年9月某個夜晚，北上參與「黃雀行動」營救前，向周蜜蜜留低的一句說話。作為妻子，明知道丈夫將會身陷險境，卻無從過問其口中所述的「磨刀人」所謂何事，到丈夫後來全無蹤影下落不明，那份焦急的心情遠非旁人所能體會。「事件的深層我不了解，但講到『磨刀人』，它是源出於《紅燈記》的秘密聯絡人，會使我有很多聯想。我知道他在處理某些事情，而他一定衡量過，認為值得做才去做，我又不會刨根究底追問，直到他被放出來，才知道他如何被牽連。」從一開始認識丈夫羅海星，周蜜蜜已深深感受得到，對方為追求正義真相的熱血，也被他的這份堅持所影響，及至自己進行兒童文學寫作的時候，都很看重是非正義的伸張。「作為媒體人，他會追尋真相分清是非，也會經過自己分析，找出甚麼是對甚麼是錯，這些當然都會影響我，就算文學寫作，也應該有個比較正確的三觀，尤其如果寫書給兒童閱讀，都要明確在自己的作品裡，包括這些主題思想。」與羅海星相識將近六年後結婚，一點一滴互相了解與經歷，周蜜蜜感覺有些事情，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好似整定咁，本來我不會與他一起的機會應該更多，但時代如此，我覺得首先是他選擇了我，而我這個人有時都幾被動，常常並非自己喜歡選擇甚麼就去做甚麼，有時我也覺得有點無奈，只有盡自己能力做得最好。」

從廣州的惠吉西二坊二號，到前往倫敦唐寧街十號，接見時任英國首相馬卓安，周蜜蜜與羅海星走過漫長曲折，且無可估量的人生路。縱然際遇崎嶇，周蜜蜜說丈夫善良的本性，卻從沒曾被消磨，像書裡記述他們在海德公園，遇上手拿破舊照相機並伸手要錢的大叔，羅海星依然大方順應對方要求，同時寫下自己的香港住址，讓他沖曬照片後再寄來，由此亦可印證羅海星的善良。「我想一般香港人都不會相信，但他卻說『由得佢啦』，我覺得他本性很善良，以為所有人都是本性善良，所以很容易會相信別人，像『黃雀行動』也是，那時我也有點怨我先生，點解你咁容易相信那個人，叫你上去就上去，叫你搵邊個就搵邊個，我覺得他少了警惕，多了善良，但原來都有人真的像他這般（善良）。」值得一提的是，周蜜蜜與羅海星當年從英、法回港後，還真的收到那位大叔寄來的照片，只是質素差劣，卻已無從計較。

「邊度有正義，邊度就有你的家國」

數十年來的磨難與經歷，難以盡收於二百多頁的書冊，現時記錄在書中的內容，周蜜蜜說都是她最想寫下的回憶，其中一個重要部分，是要澄清各種無中生有的傳聞，尤其對於家翁羅孚的謠言「愈傳愈歪」，周蜜蜜希望將自己所知的真相寫下，以正視聽，不要隨便污衊一個人。「有些東西我一早想寫清楚，例如報館盛傳他因為做間諜，所以有別墅住，但其實那是我姨丈借給他住。最大的無中生有，是說羅孚做間諜，然而他根本沒有做間諜的條件，第一他連照相機也不懂得用，第二他是個完全不貪錢的人，像賣畫所得的三十萬支票，都會不記得放到哪裡，你說這些人怎會貪錢？」見證羅孚在報館日以繼夜工作，後來得知對方如何「仆心仆命為國家為黨」，卻落得被告以間諜罪軟禁在北京的下場，還在同一個住宅建築裡，重遇當年「統戰」過的對象，如此種種都讓周蜜蜜感到政治背後的諷刺。「有時搞政治就是這樣，奇奇怪怪，所以後來我很討厭搞政治，但你討厭也沒辦法，你唔搞佢，佢就搞你。我愈寫都愈覺得，政治很污糟邋遢，很黑暗，所謂『國家』的概念，當我眼界開闊以後，很認同一些名人所說：『邊度有正義，邊度就有你的家國』，不應該只侷限於原生地那麼簡單。」在周蜜蜜留學英倫前夕，臨別之時，羅孚亦曾親筆賦詩壯行，這次輯錄成回憶錄出版，周蜜蜜也特意將詩句放在新書的扉頁。「我想不到他寫得很有寓意，例如『吾家宜有女相如』，是希望我能像藺相如，但我邊度會有咁犀利；他又講到寫兒童文學，『莎氏將吟王子劍／安徒更塑美人魚』，對我當然期望很高，但運用這些經典給我的鼓勵與啟發也很大。」

書中記錄的往事，始於周蜜蜜與羅海星在「孤魂亭」的相遇，以其顛簸的個人史對照時局動盪，然而放眼當下的現實環境，歷史亦似在不斷重演，所謂的「亂世孤魂」，周蜜蜜認為有種遺世獨立的感覺，最重要是能夠在大時代裡，保持獨立思考的質性。「隨大流的人會舒服得多，無須自己思考，別人說甚麼你就做甚麼，但這類人太多的時候，就不會進步。當然現在很多人隨大流不思考，但還有少數人保持頭腦清醒，獨立思考，亦有些人會犧牲自己，甚至犧牲家庭，不過有時要追求真理正義，我覺得這些很難避免，視乎自己衡量是否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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