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米蘭昆德拉】文青的界線，並悼米蘭．昆德拉

（原文刊載於虛詞・無形）

文｜鄧正健

悼念一個自己文青時代的偶像之死，當然不是媚俗，只要你不流淚，尤其是第二行眼淚。因著米蘭‧昆德拉辭世，我才知道曾為他而文青的人，遠比我想像中多，也才知道討厭他的人，比我想像中更討厭他。我是理解的。我也曾一度討厭過這位我曾一度喜歡過的文青偶像，就是在我要為報紙撰寫一篇關於他最後一部小說《慶祝無意義》的書評時。那時小說中譯本剛出版，我囫圇吞棗地讀完它，幸好篇幅短，沒有《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那種部頭，我不用化上太多時間。書評很快寫好，刊登，直至多年後網友忽然在悼念潮裡分享這篇短短的書評，我才記起，昆德拉高壽，從我帶著對他的一絲厭惡去寫那篇書評至今，那種討厭原來早已消失了，消失得不著痕跡，彷彿我是從一而終，也喜歡著這位小說家似的。

我曾經討厭昆德拉，是因為他虛無。請記住我讀《慶祝無意義》時是2014年仲夏，那是一個「意義」 滿溢的時空，我的心思惦念著如何為眾生天地生產意義，「無意義」於我的情感而言，就是令人厭惡的虛無。再往記憶裡追溯，有幾年我細讀過哈維爾，昆德拉的同國同代人，卻象徵了截然不同的知識份子精神面貌。兩人年輕時有過筆戰，後來他們各有生涯，卻引來閱讀他們的旁人墨客說三道四，聲稱要信仰哈維爾的脊椎，輕蔑昆德拉的嘴臉。然後，更莫說我後來才得知，昆德拉曾捲入一件被稱為「德佛哈塞克事件」的風波，他被指在共產捷克時代向政權告密，累得異見者德佛哈塞克鋃鐺入獄。

很久以後我才明白：那又怎樣呢？文學理論告訴我，文本跟作者不是同一的，文本跟作者之間有一種意識上的斷裂，那可以是互為曖昧、相互矛盾、互相補充或各自表述，當文本被生產後，作者就應當被置於文本的脈絡之外，因為在文學意義下，「作者」已死，然後⋯⋯好吧，那是我試圖用一種抽象的理論語言，去解釋我為什麼可以饒過昆德拉可能曾經失節的事件於不理，以及姑且忘掉他看似擁抱虛無的晚年，繼續將他喜歡到底。「別因人廢言」，中年的我終於學會用簡單的話去解釋我的情感，又或者說，當我聽說昆德拉逝世的時候，一切關於他的不好，都自動在我的記憶中被擠到一旁，我只用心記住他的好，於是簡簡單單在網上寫的幾句悼念話，也是溢美之言。跟某些人洋洋灑灑長文寫他們怎樣怎樣討厭昆德拉相比，我覺得自己快樂得多。

書架上的昆德拉著作不齊，起碼就沒有了《不朽》。我記得那本是台灣時報「大師名作坊」版，卻在某次搬屋時送人。當時我跟友人討論昆德拉，我讀了《不朽》，他讀了《緩慢》，我們各自都覺得不錯，就把手上的書交換來讀。後來我還他《緩慢》，並告訴他我不喜歡，《不朽》好得多了。然而他卻沒及時還我《不朽》，很久之後我說要搬屋，就乾脆不用他還。我懷疑心中開始醞釀對昆德拉的不喜，是來自《緩慢》。當時我給自己的解釋是，《緩慢》由法語寫成，不是昆德拉的母語，他那哲理敘事融入小說敘事的寫法沒能發揮，結果《緩慢》寫出來，分量太輕，文字太白，沒有讀《不朽》時的沉重感。

沉重。生命是輕，但因為不能承受，所以讀來沉重。我其實不十分確定《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是否我第一本讀的昆德拉，可能不是，因為那有可能是源於太多人說過那是他／她讀的第一本昆德拉，致令我產生錯誤記憶。但亦可能真的是，因為書架上我還留著《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這書，也是時報版的中譯本，內地小說家韓少功翻譯。此譯本是韓少功根據英譯本翻譯，大約在1985年間完成，而時報版初版於1988年，我手上的書則已是三版十六刷，1999年的出版，年期吻合我在大學時代冒死狂啃文學經典的時光——該說是文青經典吧。馬奎斯，卡爾維諾，村上春樹，（堪稱文青四大偶像（！）），都是那段時間讀的。事後看來，媚俗嗎？大概。

但有一點，昆德拉比其他三人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小說敘事最為貼近我的文青情意。馬奎斯《百年孤寂》時空穿透得太遙遠，造就的是難以企及的崇高感；卡爾維諾有一本書著作以 《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作譯名，跨度也遼闊。至於村上春樹，抱歉，我最初確是用讀言情／色情小說的心態去讀《挪威的森林》，畢竟博益版的袋裝書太符合那種想像了。然而，《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卻是不同的，我始終記住了書的譯名是「的輕」，而不是韓少功真正的用字「之輕」，那「的」字，沒「之」字的文謅謅，也為書名建立起頌讀時的節奏：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讀起來，有一種先把生命快速沉下去至不能承受，然後再慢慢浮回地表的感覺，很符合我在文青時代的自我想像：總覺得自己的生命很沉重，但硬要把生命壓到沉重的位置時，生命又有如一個被硬壓下去的氣球一般，稍稍鬆手，又輕飄飄的浮上來。

因此我絕對討厭後來內地版把書名譯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又「的」又「之」咁，沒了那種節奏。不好。

又，我也必得懺悔，初讀《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能讀明白的地方不算很多，但就是被他那種敘事所吸引，我最初知道「永劫回歸」、「媚俗」這些概念，都是來自此書。書中愛情和性愛描寫不少，但比之言情／色情化的村上春樹，昆德拉的好處是有哲學論述包裝，成件事就變得好有品味啦——我說的當然是當年文青時代初讀小說的直觀感覺，而絕非正式的評論分析，因此日後有不少haters拿「用哲學論述裝模作樣」去攻擊昆德拉時，所真正攻擊到，其實只是haters自己的文青式膚淺。

而讓我真正開始進入《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 是一本名為《沉重的肉身》的書。書的作者是劉小楓，就是那個後來經常用施密特政治學說去為專制政權說項、被很多人貶為文棍學棍的內地學者。這本書的封面是感覺高雅的紫色，躺睡的半裸女體低調而不低俗。書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度是牛津出版經典的長條型，單手可打橫抓住書，這亦令排版中每行字數較少，讀起來比較容易行雲流水。書紙是刻意的粗糙，多年後我從書架上找回此書，翻開，發黃紙香撲鼻而來。我翻到書中同是題為「沉重的肉身」的一章，此章裡劉小楓借用了一些希臘哲學概念書解釋《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中的愛情故事，尤其是托馬斯在薩賓娜和特麗沙之間的抉擇。論述中旁涉不少倫理學、身體論和現代性話題，我經過多年對哲學和理論的涉獵，再趁悼念昆德拉時重讀劉小楓，只覺得他雖言之成理，卻再 沒了當年初讀此書那時那種震撼。

然後，我終於明白了，昆德拉之所以能在我的文青時代紮根在心，是因為他為我展示了一種文學哲學化的敘事可能：昆德拉寫的當然不是嚴格的哲學，要滿足一種文青的知性需要（而不是青年知識份子的知性需要），這種寫法十分吸引，我甚至覺得，那才是理想的哲普（哲學普及）文字書寫方式。而劉小楓的《沉重的肉身》則是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敘事形式的豐沛度，沒記錯的話，《沉重的肉身》當年也是文青群體的一時之選，或準確一點說，是知性文青群體的一時之選，因為劉小楓將《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那種質感很強、卻難以一時三刻理順的哲學思辯，用一種半散文半文學評論的方式書寫出來，令文青讀者們醍醐灌頂，喚醒文青情意中的知性面目，叫他們不致沉溺於絕對的文青式躁動，而不至中年仍不能自拔。

我感激這段閱讀史。多年來，我甚至懷疑，我經常追求的散文化評論書寫形式，有好一部份的原型是來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和《沉重的肉身》這兩個文本。是故多年以後，我持續閱讀昆德拉，把他的最前期和最後期的小說，以及他的論文集都差不多讀遍了，我仍然想念著我那本送人的《不朽》，還有後來才讀的《笑忘書》，而不是更後來多數在電子書檔案上所讀的其他昆德拉作品。感性上說，《笑忘書》、《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跟《不朽》並非因為都是昆德拉出走法國後，仍以捷克寫成、向被評論界普遍認為是他成就最高的三部著作，我才特別偏愛，而是這三部小說最能展示昆德拉的文字魅力。這種文字魅力很吸引文青，卻又如醇酒一般有著撓樑多年的韌性，足以讓很多人在成年乃至中年（如我）以後，依然沒有因為他象徵著文青時代，而羞於承認對他的長期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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