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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基督教，和圣诞节

2022 年 1 月 6 日

在方济各教皇看来，或许共产主义者的思考方式才更接近基督教。

从事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研究的罗兰·博尔（Roland Boer），在2018年的圣诞节前夕接受采访，回答了有关宗教、资本主义、基督教共产主义和圣诞节的一系列问题。
采访中，博尔强调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并不矛盾。当马克思和列宁称宗教为“人民的鸦片”或“精神的豪饮”，不是简单地批判和拒斥了宗教，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它的复杂性。从历史上看，基督教自诞生之初，就和受压迫者的联合以及对现存制度的反抗紧密结合着。新约中的许多说法直白地反对私有财产，教导分享、共有的生活方式。尽管在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变成帝国宗教之后，这种激进性被软化为对慈善和施舍的推崇，依然有践行共同生活或起义反抗的基督教共产主义团体，接连不断地涌现出来。2018年，梵蒂冈教会和中国政府达成的协议承认了中国天主教会的合法性。博尔认为这也表明，许多人长期把基督教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替代物的看法，是不成立的。在方济各教皇看来，或许共产主义者的思考方式才更接近基督教。
那么西方基督教会能从中学到什么？博尔指出，各个宗教团体也应投身于消除剥削和不平等的社会运动。西方教会应当反思它们与新自由主义的结盟。投身社会运动不是出于政治性的妥协，而是出自信仰和神学的教导本身。基督教可以用它的激进传统影响左翼政党，或者投身于更广泛的“文化民主运动”中。

原文作者 / Roland Boer
原文链接 / https://www.culturematters.org.uk/index.php/culture/religion/item/2959-roland-boer
原文发布时间 / 2018年12月20日
译者 / 苏子滢

01.

问：首先，你能向我们讲讲你自己，以及你是如何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吗？

答：我是通过宗教，尤其是改革宗的新教（加尔文教）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这条道路似乎有些奇怪，因为更常见的是通过罗马天主教走向马克思主义——想想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这些人。但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金日成等更杰出的人和我是有共同点的。

这是怎么发生的？我的父母在20世纪50年代从荷兰移民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仍能感受得到战后的长期衰退。我父亲成为了澳大利亚改革宗教会（Reformed Churches of Australia）的牧师，后来又成为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师。所以我是作为一个牧师的儿子长大的，这既有有好处也有坏处。这确实意味着，基督教信仰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今天这是很罕见的。基督教是我生活的构造，我的预设和我体验世界的方式。

从智识上来说，这意味着我难免要学习神学，但我先是修读了欧洲古典学学位（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我在悉尼大学攻读神学学士学位时，选修了一门在上世纪80年代被称为“政治与解放神学”的课程。这着实令人大开眼界——这是我第一次深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的交集，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我后来的工作。之后，是一篇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硕士论文，以及在蒙特利尔大学关于《圣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博士研究。

随后是一连串的工作：教堂牧师，神学院讲师，大学研究学者。但我对于这些机构以及他们的要求始终感到有些矛盾。我总是一只脚踏在外面，寻找其他出路。

事实上，我怀着这样一种求索：从各个角度追溯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西欧，考虑到我的兴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复杂交集。众所周知，西欧的文化和传统在许多方面深受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思想状况的影响。也就是说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和宗教打交道。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也有类似的特点，不过那里的是东正教传统，有它自己独特的神学进路。

研究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给我带来了新的洞察：正如列宁在许多场合所说，通过一场共产主义革命赢得权力相对容易，试图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往往是在敌对的环境中建设社会主义，则要复杂得多。所以我对所谓的“十月之后”、革命之后的情况更感兴趣了。共产党执政时会做什么？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重要领域，尤其是目前它仍未得到充分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无法预见的新问题会出现，他们两人从未经历过所谓的“当权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找到新的解决办法，发展新的理论立场。

这些兴趣把我带去了中国（最近还去了朝鲜）。这些地方是共产党掌权的，我想认真对待这一现实，而不是简单无视它。有哪些实践和理论上的发展？与西欧和俄罗斯如此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会如何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这些地方有关宗教的历史是如此不同，我们必须从零开始理解状况。

所以现在我正和其他几人一起，做一个名叫“当权的社会主义”的项目。我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感兴趣，这需要我了解这门语言，考察这种哲学的丰富传统及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我感兴趣哪些话题？比如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中国的“乌托邦”观念，以及这些是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被重新解释的，甚至还包括中国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02.

问：你已经为Culture Matter就很多主题写过文章了。你能不能先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宗教的评论开始谈起？

答：我们应该从“人民的鸦片”开始说起。对于二十多岁的年轻马克思来说，鸦片不仅意味着一种麻痹感官、帮助人们忘却当下的痛苦的药物。相反，鸦片这个比喻在十九世纪是很复杂的。一方面，鸦片被当做一种廉价、易获得的药物，穷人很容易得到它。马克思自己一生病就服用鸦片，他也经常生病。另一方面，鸦片日渐被视为一种诅咒。医学权威开始警告人们鸦片的成瘾性，也告诫人们它的疗效或许不像许多人相信的那样。大英帝国为了掏空中国的金库而强迫中国人吸食鸦片的丑闻，也逐渐浮出水面。简而言之，鸦片是个十分矛盾的隐喻：结合了祝福和诅咒，药品和危险的毒品，英国的财富与殖民压迫。这种矛盾性也体现在宗教中。

关于这种矛盾，恩格斯是我们最好的（最早的）向导。尽管他放弃了加尔文教信仰——也经历了一番挣扎——而投身共产主义，却毕生保持了对宗教的兴趣。他经常谴责宗教是一种反动的诅咒，希望宗教被放进古老事物的博物馆。但他也开始看到宗教的革命潜力，这在他1850年的一篇关于德意志农民战争的作品中，首次充分体现出来。这本书是对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和1525年农民起义的研究，其灵感来自对圣经的激进解读。

这篇研究，是后来被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称为基督教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篇，尽管恩格斯本人倾向于把神学语言视为更核心的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外衣”或“外壳”。但是还没完，在恩格斯于1895年去世前不久，他又发表了一篇关于早期基督教的文章。在这里，恩格斯向每个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徒——提出了一个挑战，要求他们认真对待早期基督教的革命性这一论点。为什么？基督教的信徒是奴隶、农民和失业的城市贫民出身的，它与恩格斯那个时代的共产主义运动有许多共同特点，它最终征服了罗马帝国。我们可能想质疑最后一个论断，正如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卡尔·考茨基所质疑的：基督教——出乎某些人的意料——成了帝国的宗教，而不是征服了它。

列宁对理解宗教有什么见解吗？总的来说，他更强烈地反对宗教，尤其是因为俄罗斯东正教非常明确地站在崩溃的沙皇专制那边。但还有一些其他的见解。除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依然对宗派基督教团体感兴趣之外，让我再提另外两点。

首先，列宁同意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敲定的一个立场：宗教信仰不是加入共产党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的条例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宗教不是首要问题；相反，主要对抗的是经济和社会剥削。事实上在那以后，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都遵循了这一原则（尽管中国共产党是个有意思的例外）。

其次，列宁重新解释了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的鸦片”，不是“给人民的鸦片”（这是人们普遍的观点），而是一种“精神的豪饮（spiritual booze）”。这个说法在俄罗斯文化中有很多层意思，包含了从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到伏特加在俄罗斯社会中的复杂作用。主要的一点是，“精神的豪饮”不是对宗教的直接批驳，而是勉强承认了宗教本身的复杂性。

问：那关于宗教和资本主义的话题？

答：让我们就马克思谈谈问题的核心（抛开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宗教”的肤浅解读）。关于宗教如何在资本主义中运作的最彻底的分析，来自马克思对拜物的观念的重新解读。

四十多年来，马克思翻来覆去地使用这个观念。他始终意识到拜物的宗教维度，但也把它转化为理解资本的核心运作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要找到这一洞见，我们需要回到《资本论》第三卷。在指出拜物教依附着资本主义的每一个特征之后，他指出了最关键的拜物教：货币生产货币，资本在自身中为了自身生产利润或利益。或者如他的公式所说：M-M1。为什么说这是最主要的拜物？它既虚幻又真实，既神秘又具体。一方面，它遮蔽了劳动和生产，假装是货币在生产货币；另一方面，这也是十分真实和深刻的压迫。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市场金融化”，是马克思所说的“日常生活的宗教”。

03.

问：你为Culture Matters写的电子书的主题是基督教共产主义。基督教共产主义的《圣经》根据是什么？

答：让我们从社会经济状况开始说起，因为基督教和大多数宗教一样，是对这个世界上的经济不公正和压迫的回应。在东地中海，罗马帝国主义重塑了小农农业，税收和债务负担不断增加，对当地经济、乡村社区、文化和健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疟疾的盛行。

罗马人最终占领东地中海之后，他们建立起一个（从殖民者的角度来说）运作良好的殖民体系。他们接管了希腊人几个世纪以来已经建立的东西，并按自己的喜好进行了调整。这就是体现外国人殖民的存在的希腊“城邦”（polis）系统。这些城邦讲希腊语，有希腊文化、制度和城镇规划。

最重要的是，这些城邦依靠周围所有的疆域（被称为chora）来供给城邦所需的一切。城邦的“需求”是巨大的，这改变了城郊的经济结构。

但是城郊（chora）是什么？在殖民时期，城郊不是城市周围的可耕地（如希腊那样）。而是包括所有的村庄、土地以及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他们说当地的语言，遵循当地的习俗和惯例，认为殖民城市全然是外来的。由于城市的需求巨大，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经常被迫迁移到疟疾流行的低地，这显著降低了他们的寿命——预期寿命约为30岁。

罗马军队经常在这些乡村大肆破坏，作为对叛乱的“惩罚”。大规模奴役的出现进一步削弱了农村劳动力。在我最近与克里斯蒂娜·彼得森（Christina Petterson）合写的一本书，《问题时代》（Time of Troubles）中，我们把这描述为一个“殖民政权”。罗马人逐渐改造了他们继承下来的制度。尽管这些城邦在文化上仍然是希腊的，它们也被要求为相对更大的城市罗马本身提供更多的粮食供应，当然还要提供奴隶。

问：带着这种剥削和压迫的背景，你能给我们举一些《新约》里的例子吗——哪些寓言和故事可以解读为革命的希望、处方、劝诫等？

答：也许最好从一个经常成为现代读者的绊脚石的内容开始讲起：治愈的故事。在现代人看来它们似乎很魔幻，是“信仰疗法”一类的东西。但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解读它。首先是生活被疾病破坏的现实状况。早些时候，我提到了蚊子传播的疟疾的大流行。疟疾不一定会立即致死，但会使人容易患上许多其他疾病。治愈的故事为这个现实提供了解答。

在象征性的层面上，这些故事也回应了因贫穷、剥削和对亲属网络的深刻破坏而破碎的生活。同时我们也要保持警惕：希腊和罗马人喜欢把农民描述为丑陋、奇怪和畸形的（这是阶级意识的一种）。福音书中出现了这么多现在被称为“残疾”的人，可能也是描绘农民的一种标准方式。考虑到这一点，治愈的故事动摇了这类反农民的阶级意识。

更明显的是，我们能在福音书中找到一系列的说法和事件，它们都挑战了罗马人对私有财产、帝国主义和对帝国殖民地区的剥削的看法。让我分别举例：对私有财产的挑战——私有财产是罗马人在公元前二世纪晚期发明的一个法律范畴。有一次，耶稣告诉他的门徒，“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

对帝国主义的挑战：当被问及一枚硬币以及它印了谁的像时，耶稣回答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换句话说，皇帝什么都不应得，而上帝应得一切。“罗马给了我们什么？”耶稣说，回答是：“什么都没有”。

对帝国剥削的挑战：这里最好的例子是教会礼拜仪式上的一个关键流程。每周晚祷的时候，我都会背诵这段话，这是《路加福音》中玛利亚的话:“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我怀疑这些话的激进含义已经随着两千年的重复使用消失了。

早期基督徒的实际生活方式也被遗忘了，这种生活方式本质上是共产主义的。他们解决剥削和压迫问题的办法是分享和共同所有权，正如使徒行传所描述的：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问：这种“共产主义”传统是如何延续的，又是如何被统治阶级压制和收编的？

答：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稍微回到前面的内容。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思想首先是由重要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卡尔·考茨基提出的。在一项名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Forerunners of Modern Socialism）”的大体量研究中，考茨基和他的同志们试图找出整个欧洲基督教共产主义传统，这项研究只有部分内容有英译。2019年初即将出版的《红色神学》（Red Theology）一书的第一章，会有对它的详细分析。

考茨基从福音书的许多说法中，发现了基督教共产主义的基本动力，其中最重要的是《使徒行传》中的两个简短段落。上面引用的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是：“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对考茨基来说，这足以激发一种基督教式的共产主义，它在各个时代都有回响。

就我们这里的讨论来说，考茨基指出，这种共产主义冲动被“慈善”和“施舍”方面的权力挪用了。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它适应了皇权。转折点是在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变成帝国宗教的时刻。激进的文本仍然存在，却被软化和灵性化为对施舍、家庭生活和简单生活的告诫。

但它并不能被彻底挪用和压制。随着这种挪用的发生，修道运动（monastic movement）兴起了，它拒绝财富和权力的装饰，寻求原始基督教生活远离权力中心的简单性。

04.

问：西方曾有哪些基督教共产主义的例子？

答：有很多，尤其是正在进行的修道运动。基督教共产主义冲动不愿消失。它不断重现，挑战着现状以及教会成为帝国价值观代理人的趋势。例子有许多，但它们都基于基督教的基本动力。一个接一个的运动都以回归原初基督教社区的名义，试图从内部改革教会或者从外部挑战它。

基督教共产主义有着2000年的令人着迷的历史。它有两种趋势：a）一切都共享的公共生活；b）由于被迫害和对现状的激进批判，而进行的革命起义。公共生活的方面体现于方济各会（Franciscans）、贝居安修会（Beguines）、摩拉维亚弟兄会（Moravian Brethren）、英格兰的平等派（Levellers）和掘地派（Diggers），以及美国的许多乌托邦社区，如大同世界（Pantisocracy）和受埃蒂耶纳·卡贝（Étienne Cabet）启发的社区。

革命的冲动首先体现在14世纪初武装起来的多尔齐诺派（Dulcinians）那里。后来，尤其是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兴起，它又在整个欧洲涌现：波希米亚的塔波尔派（Taborites），英格兰和欧洲的农民革命，尤其是托马斯·闵采尔（1525）和明斯特的重浸派革命（Anabaptist Revolution，1534-1535）。

凯尔·哈迪（Keir Hardie）和托尼·本恩（Tony Benn）是最近的两位受基督教信仰影响的社会主义者。

问：世界其他地区还出现过哪些基督教共产主义的例子？

答：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宗派团体（旧礼仪派徒[Old Believers]、杜霍波尔派[Doukhobors]、摩洛肯派[Molokans]等），也有更古老的贫农基督教共产主义，他们的口号是，“土地属于上帝”。托尔斯泰也属于这一类号召者，其出发点是土地共有的乡村公社。

俄国革命期间，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形式：“上帝建造（God-Building）”。根据苏联人民教育和文化委员会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的说法，各个宗教的神代表着人类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主义也可以在教育、艺术、文化，尤其是革命中，承载这种理想。

近代以来，朝鲜的基督教会开始支持朝鲜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他们积极从事国内社会工作和国际工作，以克服根深蒂固的反朝偏见。

二十世纪初兴起的中国基督教共产主义传统是最有趣的。

它的主要神学家之一是吴耀宗，他谈到了两种皈依：一是皈依基督教，二是皈依马列主义。吴耀宗创立了三自爱国运动教会，成立于1951年，受到政府支持，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新教组织，拥有3800多万成员，还在不断发展壮大。

甚至梵蒂冈也理解中国为社会主义斗争和福音书的实际践行之间的自然关联。梵蒂冈教会最近指出，与西方自由民主的个人主义相比，中国政府对致力于共同利益的努力与天主教的社会教导更加亲和。让我把重点放在最近梵蒂冈和中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上——这让包括社会主义左翼在内的许多观察者深感困惑。

最近的三项声明对理解该协议非常重要，这一协议试图解决一个长达数百年的问题：谁能任命主教，是梵蒂冈还是中国政府。直至最近，中国一直有两个罗马天主教会，一个得到梵蒂冈的承认，另一个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2018年的协议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从梵蒂冈的角度来看，这项协议是根据一些很重要的观察订立的。

首先在2016年，教皇方济各指出：

这已经讲过许多次，我的回答一向是，像基督徒一样思考的或许是共产主义者。基督也曾谈论一个穷人、弱者和被边缘化的人都有决定权的社会。

接着，维拉诺瓦大学的马西莫·法吉奥利（Massimo Faggioli）在2018年指出：

……把天主教当做西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替代物的做法并不新鲜，但这尤其与教皇方济各对天主教的看法不一致，这种做法使人们无法理解梵蒂冈和中国的关系的这一重要时刻。

换句话说，教会有它自己的议程，不会受西方自由意识形态的议程左右。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宗座社会科学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院长索隆多（Sorondo）主教在2018年发表了这样一番引人注目的评论：

现在，最能贯彻教会的社会学说的是中国人……他们追求共同利益，让事物服从于普遍的善……人的尊严得到捍卫……自由思想已经废除了公共利益的观念，甚至不想再考虑它，称它是一个空洞的想法，兴趣索然。相反，中国人却注重工作和共同利益。

这一发展，尤其在一小撮西方国家的恐华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似乎显得非同寻常，但这显然表明了在基督教社会教导的悠久历史下，梵蒂冈教会有它自己的议程，它重视社会利益。对梵蒂冈来说，中国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共同利益的关注。

中国的教堂挤满了人，除此之外中国还有许许多多的穆斯林（数千万的回族和维吾尔族）和佛教徒。显然他们正做着正确的事情。

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尤其是从不同的基督教会寻求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方式中学习。

05.

问：因此，纵观历史和整个世界，似乎有很多证据表明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可以相互支持——尽管显然也有他们激烈对立的时候。西方社会主义政治和政党能学到哪些教训？

答：教会、清真寺、寺庙和冥想中心都要记住，宗教不仅涉及到专注于另一个世界的私人精神生活。这个充满剥削、不公正和不平等的世界也至关重要。正如每个宗教传统都承认的，信仰是集体的和统一的，是我们社会本性的一个基本部分。

这意味着要与他人合作，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愿景。例如成为文化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把自己从对剥削和压迫的合法化中解放出来，并像其他文化活动一样成为改造物质世界的斗争的一部分。

让我提出以下的初步建议：首先，西方教会可能要想开始反思他们与自由主义和现代欧美的事业的舒适结盟。我在这里说的自由主义不是美国的那种（出于种种原因）被当做进步性的自由主义。相反，我指的是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主要意识形态框架的自由主义，以及它最近的形式——新自由主义。它意味着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的个人至上，摒弃一切公共利益的观念。与这种意识形态结盟对西方教会来说是致命的，教堂周日的空板凳可以证明这一点。解决办法不是更多的自由主义——我们经常在五旬节派教会（Pentecostal churches）和其他宗教右翼中看到这种态度——而是恢复基督教对共同利益的肯定。

重要的是，要从基督教的动力出发，从信仰、信条以及教会和宗教信仰的实践出发这样做。影响我的是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传统，这些断言是从这种传统内部产生的。对于那些从未体验过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这个提议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或者觉得它只是故弄玄虚和荒谬的（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无神论运动试图做的那样）。但启发恰恰在于这里——一种能抑制经常背离激进主义的飘离的“精神储备”。

比如，中国的基督教共产主义者吴耀宗明确表示，他的立场是来自信仰、祈祷和基督教信念的，而不是出于与共产主义者的一些机会主义妥协。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在吴耀宗的帮助下建立的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在根本上是一种信仰的表白。或者如果你看看关于梵蒂冈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的原因的声明，便会发现它们清楚地表明，协议在根本上是基于神学和牧师的。

让我这么说吧：基督徒对皈依的呼吁远不止是一个个人的时刻。皈依一词的希腊文原文是metanoia，意思是心意的改变。这种方向的改变、人生的转折、走上新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集体的改变。

这意味着什么？就共产主义政党而言，我写这篇文章之时它们似乎正在复兴，值得提醒它们基督教共产主义传统存在。这一传统对西方共产主义的发展如此重要（毕竟，它最早是由马克思主义者认定的），这提醒我们基督教不仅仅是一种反动和保守的力量。

就英国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去影响一个由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任首相的实际的工党政府。英国工党的传统可以在这里发挥作用，像凯尔·哈迪和托尼·本恩这样鼓舞人心的领导人都借鉴了基督教传统。当然，困局在于一旦这样一个政府上台，便可能会失去其激进议程，这种情况以前经常发生。出于这个原因，我用了“去影响”的说法，或者说去努力把激进的议程保持在首要位置，甚至把它进一步推给左翼。这也许可以说是西方版本的“与进步运动合作”，但不是要完全认同于他们。这里最好的口号或许是“在社会主义内部并为社会主义服务，但要让社会主义负责”。

或者，这也可能意味着成为“文化民主”一类更广泛的运动的一部分，这种运动寻求把文化归还于人民，而不是交由大企业以及它压倒性的利益驱动力。正如Culture Matter和其他地方的作家所主张的那样，我们需要对艺术、体育、媒体——以及教堂、清真寺和寺庙的民主控制和各种形式的社会所有权。

我们需要文化，因为它是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全面健康幸福的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宗教等文化活动的参与，应该是我们对共同利益的个人和集体实现的一部分，而不是出于商业利益，或者出于对资本主义等逐利的经济体系的忽略、否认或者合法化。

问：最后，你还有什么和圣诞节有关的其他想法，想和我们的读者分享吗？

答：有的——耶稣诞生的故事就充满了激进的潜力！耶稣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可能是在马厩里，甚至是在街上，出生后被放进了马槽里。为什么？客栈老板不愿收留了他们，然后这个家庭又被傀儡国王希律王骚扰和追捕。想想玛利亚在尊主颂中说的：

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至于圣诞节礼物和节礼日（Boxing Day）的伟大传统，我们应该记住共产主义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最初来自《使徒行传》：“他们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大家公用……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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