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紀錄片觀後

週四下午到綜院三樓的會議廳觀看紀錄片《人家》，這場活動由政大USR計畫包場舉辦，因為明年的《民族學研究方法》課程要到安康社區做田野調查，官老師與雅寧老師一起將課堂的學生帶到這場包場活動。

《人家》是一部由台北市社會局出品的紀錄片，講述台北市四個平價住宅：北投大同之家、大安延吉社區、萬華福民平宅、文山安康平宅的生活軌跡，紀錄片敘述了其中幾位人物此刻的生命故事。但也無可避免需要提醒的是，這是一個政府委託民間公司拍製的案子，仍是「社會局」觀點。放映活動請來社會局黃清高代理局長、華志中導演、王亞維老師、鍾宜杰老師、甘樂文創林峻丞執行長擔任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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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參加這樣一場許多長官來賓致詞、宣揚政治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觀看一部社會局角度的英語字幕but台灣故事的勵志紀錄片的活動，大概如同前兩段文字一樣，總覺得不那麼自在。

紀錄片拍給誰看？

當會議廳燈暗，投影幕浮現畫面，聲音也隨之出現，片頭是一個個緩緩開啟的門，裏頭堆放著雜物和空蕩的地板。人物的故事開始了，出現一位講台語的老伯，不過我卻納悶了，為何這樣的一部紀錄片，字幕會是英文？

對我來說，因為從小在台南長大，聽得懂片中人物講的台語，即使有些難以辨別的台北口音。但每個人都能看/聽得懂嗎？

在電視電影發展史當中，字幕是台灣才有的事情，不過字幕這樣的東西，也呈現了拍攝者的觀點 — — 關於他想拍給誰看。

社會局究竟想拍給誰看？「目前都在大專院校巡迴，我們是有打算未來在平宅作播放。」紀錄片真正的關懷，是不是仍要回到被攝者的群體身上，平宅的居民會不會看到英語字幕一頭霧水？若是要讓同住在台北的其他群體看見這群人的生命，台語該如何處理？「我們不該僅止於同溫層的惺惺相惜」有位與談人這麼說著。

在會後的座談當中，除了社會局代理局長之外，包含導演本人，幾乎每位與談人都在開頭強調一句「這是一部社會局的片子/案子」，似乎也不言自明。不過，字幕這個問題，導演是否能自己決定？

關於到底要拍給誰看，這個問題好像很模糊。但我也覺得，很中產。

偏差行為是一種刻板印象

在觀看的過程中，小人物的勵志故事很讓人動容，如同王亞維老師說的，這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這是一個社會局的案子，卻總還是歸於一個憐憫的視角，並且同時廣告自身政府機構的建設成果（新建公宅）。

影片的許多人物最後都是正面的結局，讓人看了充滿希望。但對我來說，不管是移工，抑或是影片的底層人物，「危險」、「憐憫」這樣單一的標籤都是一件危險的事。一位葉老師上台分享自己的觀影心得說道：「我們都很幸運，有一個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到底正常該是什麼？又不該是什麼？

在這樣一場官味濃濃的場合，想必很多人跟我一樣不習慣於正襟危坐。不過大概是忍不住了，鍾宜杰在最後說了一句我很喜歡的話語：「偏差行為是某一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看法，是我們自己給他們的刻板印象。」

我們仍要提出問題，更接地氣

批評了這麼多，我可能擔負著失去朋友及失去老師信任的風險。但是我卻覺得這場《人家》紀錄片的座談沒有走歪。

王亞維：「這部影片仍有許多勇敢的面向，我們要更努力接近地氣。」

華志中導演在映後說，這不是他的片子，這是一個案子，是有許多規範的，他刪掉了很多東西。影片裡大安延吉社區一位婦人說道：「延吉街就延吉街啊，講什麼平宅。」這一句話在一處故事的開頭匆匆閃過，或許是刻意放置在這個不明顯的位置。但我想，它也給了這樣類型的官方影片一些希望。

紀錄片可以是什麼樣的位置？案子、作品皆有主事者的觀點，《人家》某種程度像是《養鴨人家》，令人動容的內裡蘊含著政令宣導。

「紀錄片是非常有限的東西，問題的提出非常重要，提出你的觀點，你的觀點可能是一個偏見，那偏見與偏見就可以互相對話。」王亞維老師如此說著。

我們仍要提出問題，試著更接地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