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疫情死亡人数超过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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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青/左仁　社会主义行动

香港第五波Omicron新冠疫情全面爆发。自疫症爆发至3月13日，全港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26万人（注：不计无症状感染者与自测阳性者），死亡人数3993人，死亡人数超过武汉，死亡率为全球最高！在几乎不切实际的“清零”政策下，香港本就捉襟见肘医疗系统更全面崩溃，大批病人无法入院，甚至只能暂时在露天停车场等地方等候治疗，场面可谓惨不忍睹。

在这个情况下，无论是检测还是入院治疗都已经完全超出负荷，无法及时检测和隔离患者。笔者裘青的父母亦双双染疫，以家母的情况为例，她的症状轻微，而整整过了十一天时间才收到阳性检测报告，事实上收到报告之时她已基本康复。

在整个过程中，她没有任何政府部门安排她隔离或给予任何医疗建议。因此尽管家庭内已尽量做足防疫措施，家父在不久后也出现病征，且病情相对较重，出现高烧与呼吸困难。但由于迟迟未收到检测报告。公立医院急症室完全爆满，而政府所谓的热线电话根本无法拨通，令家人万分焦急。即使有着私人医疗保险，但香港部分私家医院无耻地拒收新冠患者，家人多番奔走下方能找到一家愿意接受照料的私家医院提供床位，但即便如此，由于入院人数众多，所能提供的医疗照料服务亦大打折扣，仅仅聊胜于无。

造成这灾难局面，林郑政府责无旁贷。香港的公共医疗体系一直就是残缺不全。去年底，医管局承认医护流失严重，并预测一旦爆发第五波疫情，公营医疗系统已难以应对，但政府却没有任何应对措施。私立医院拒绝接收新冠病毒病人，所以全部患者要由公共医院承担，而公院只有全港45%的医生。

在第五波疫情爆发之初，林郑政府没有正视Omicron病毒株的感染力更强，只知僵化地执行徒劳的大厦围封和限聚政策以求“清零”，而不是适时地改变策略，发放有效的资讯和足够的自我检测用品，并且勒令雇主容许员工选择在家工作。香港仍未能仿效中国严密的社会监控系统，加上人口比中国更为密集，不可能像内地实行“小区管理”，一味追求“动态清零”事倍功半。

清零政策在内地和香港都已受到动摇，连中国专家也在暗地表达异议。中国疾控中心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在网上发文提出要展示“中国式与病毒共存的路线图”。有关帖文没有像其同业张文宏半年前提出中国可实行与病毒共存时般受到网络猛烈抨击，可见舆论的转向。建制派元老曾钰成则在二月中为动态清零作出辩解，并指“香港要走出自己的抗疫路”。

然而，中共决不容许香港自行其事而动摇内地的清零政策。习近平在二月中命令港府稳定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假如中国开放实施“与病毒共存”的政策，在政治上相当于推翻了内地过往的“抗疫成绩”，而这正正是过去两年习近平政权一直自我标榜和吹嘘的“政绩”，更被用作证明其“东升西降”说法的例证。改变抗疫方针等同会重挫习主席的权威。

的确，如果中国现在放松清零政策，由于没有群体免疫，必然会面临疫症大爆发。上海和吉林在三月中再爆发Omicron数千宗感染就响起了警钟，甚至是另一场恶梦的开始。此外，国产的科兴疫苗对于Omicron变种病毒的预防力薄弱，根据《传真社》参照港大研究的推论，如果维持现时港人接种复必泰与科兴的六四比例，即使全港3针接种率到达95%，预防感染Omicron的保护率亦只得约5成。如果宣布放弃国家疫苗又会使中共面子有损。即使现在科兴研发针对Omicron的疫苗，能够挽回多少市民的信心？

林郑抗疫工作东歪西倒，使她失去中共的信任，甚至可能抵销了她镇压2019运动的功劳，使她不能连任特首。在习近平发出命令后，中国专家接管了香港抗疫工作，凌驾了香港政府。林郑本来想推行全民强制检测，香港的爱国政党举脚赞成，却被中央援港防控专家组组长梁万年煞停。的确，全民检测已经过了时机，因为病毒已在社区扩散，如果找到大量患者，也没有足够的隔离设施。而强检只能令市民在街上聚集而增加感染风险。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迫切需要全面充公私家医院，将医疗全面公营，并置于医护人员和病患的民主管理之下才能充分调动所有医疗资源，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抗疫政策。并大幅增加医疗开支、培训更多医疗人员以保障优质的公共医疗服务。而这一切必须以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打破以利润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亲资专制政府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