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聊完了，你能理解我的“乐观”吗？｜接力访问057 曲栋

1 月 17 日

一个人，对自我和所处的世界皆有一种旁观者态度，但也不缺投身其中的热情。

文｜杨樱

我在大众点评里搜“手心咖啡”的时候看到了很多蔡依林的粉丝。在我去的前几天，蔡依林来过，还在演唱会上推介了这家公益咖啡馆。这让手心咖啡“一天至少七八十个人”。放在别的咖啡馆，这不算显著业绩，但老曲已经觉得挺不错。平时这里除了公益机构和学校带人来参观学习，散客很少。地理位置也是个问题。作为一个不熟悉广州的人，我不知道“手心咖啡”算不算在郊区，只能说它所在的创意园区出去不远，就是一个高速收费口。

我在手心咖啡等老曲。接力访问已经做完，但我想看一看视障店员做咖啡是怎样的状态。收银台有提示，“点单的时候需要发出一点声音，否则店员很可能不知道你的到来”。除此之外这个店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宽敞、明亮，提供意式咖啡、手冲和小蛋糕。

我要了一杯热美式。点单的时候如果没留意店员停留在某一点的目光，几乎意识不到她是视障人士。后来老曲说，她的视力相当于要把普通人看到的字号放大 80 倍。日常会看到物体的轮廓，但无法看到细节。另一位男生负责做咖啡。吧台后就这两位。男生后来休工出门，带着一条拉布拉多导盲犬。

咖啡很不错。用时略长。这也是手心的特点。视障人士可以熟练操作咖啡，但不会那么快。除了我之外，店里还有一个在自习的客人，一位视力健全的店员。“蔡依林效应”没过，需要这样的帮手来收拾咖啡馆。

老曲比我晚一点到，条纹 Polo 衫，夹着一个包，看着挺东北。语音聊天的时候，我就想搞清楚他为什么会从一个富裕的企业律师变成公益创业者，以及他朋友圈里那些公益活动背后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公益行业里千人千面，老曲扮演的是哪一种？推荐他的梅若说，这位公益人不仅乐观，还能创新，在眼下这环境里，让她很是佩服。

见面之后聊天，知道手心咖啡因为疫情期间房东收回租地，不得不从市中心迁出，在努力活下去。老曲没剩多少钱了。但他眼下不为钱发愁。他说让他比较费心思的是一个问题：在“共同富裕”作为国家战略被提出之后，像他这样的第三部门从业者到底该怎么做？原本认为理所当然的正当性需要重新定义，做事的方法当然也是。大部分人都感受到挫败甚至绝望。这一点在老曲身上倒不明显。他只是困惑于很多问题。有些关于自己，比如自己的公益创业是否切实可行，如何应对市场竞争；更多关于社会，他正在面临一个怎样的社会，比如自己女儿这样的二次元年轻人，应该怎样理解她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应对世界的角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是他自我发展的一种方式。这么多年，也正是探索欲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让老曲有心力面对不断变化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乐观的。

以下是老曲的自述，他从大学讲起，一直讲到他对当下社会的担忧：

我 1973 年出生，哈尔滨的一个小镇青年。读了复旦大学法律系，主要是报志愿的时候，我们班一个女生考全省第一。每一次她都是第一名，我第二名，她每一次都比我强。后来她报了北大，我就说我不去，我去复旦。就是这么个原因。当时也不知道北大和复旦有什么区别。

毕业之后在一个很大的新加坡房产商，叫凯德置地，做法律和公司事务部经理。后来我想去做律师，自己干那种，然后就离开了，那时候大概 30 岁。然后就自己拉客户、跑业务、打官司什么的。

律师确实挺挣钱的。在上海那段时间，我其实也没有那么专心，因为我在 2000 年就开始接触到公益了，后来有很大的兴趣在公益上，即使是那样的，每年也还挺好的，买房养家都不是问题。

我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内心没有办法平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的内心可以平静的话，一边做律师一边做公益，既可以赚钱又可以怎么着，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干。我不行。

赚钱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挺努力的。在外企，我每年都拿全公司最高年终奖，我可以做到除了春节全年无休，那时候确实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去解决，但是人觉得很空虚，很恐惧，内心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感动，也没有柔软的东西——当然可能只有我是这样，其他人都没什么——我躺在床上，看着黑洞洞的房间，感受其实很恐惧：人活着，是不是一个把自己过度工具化的过程？

然后我有一个机会去社区弱势群体做法律咨询。当时内心感觉就特别好，特别的自在，也不用考虑钱，就是纯粹想帮别人。从本质上来说，我找到了觉得自己有价值感的地方。

当时我的价值感很多是来源于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理解，刚刚开始参与到公益的时候，听一些教授在讲“三个部门”理论：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共同治理，形成一种善的社会局面。所以我做的事情看起来没干什么，只是在社区里干这干那，跟着居民搞各种事情，但它本质是一种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发展，是构建第三部门的这样一个过程，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一个普通的社区服务升华成了对社会的贡献。可想而知，那个时候我内心充盈了价值感。

后来作为合伙人加入了律师事务所，等于是做生意，也是一个非常工具化自我的状态，加班加到两三点，也很空虚。并且那个年代司法体系不完善，很多时候一件事怎么操作，不是依据法律，而是凭关系。我为了赚钱，就顺应着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内心总是觉得不满足。

有老律师就说，你不要想那么多，钱赚到了就好了，但是我的内心就没法平静，所以就产生了各种冲突。冲突里面还包括对自己的否定。比如说某个官司输了，明明我觉得可以帮到当事人，当事人也挺有道理的，结果输了。我就会觉得我有哪个失误被别人抓住，是我不行，然后不开心。与此同时，公益那边反而让我觉得越做越开心，于是我就很投入。早期除了社区服务之外，我开始做一些志愿者培训、组织联络、也参加讨论。那个时候公益组织刚刚发展，像我这样的人会成为骨干，有很多机会出去考察学习——现在当然都没有了——当时每年都出国，特别开心。

2008 年，我决心不做律师了。我问自己一个问题，人生要全力以赴做一件事情的话，我到底做什么？内心的答案是要做公益，不想做律师，因为律师除了把钱装兜里的时候特别开心，其他就没什么了。那个时候正好广州以中山大学为体系的组织邀请我去工作。我就花了一年的时间处理了所有客户和尾款，离开了上海。

本质上我就是想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不想在内心里反复审判自己。当时内心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就是我做另外一个事情也能行。我觉得我去做公益，肯定也是一个杰出的人，包括后来做残障，我心想残障我也会做得很好。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有孩子——后来离婚了——当时家人还同意我去广州，因为公益当时还有很好的前景，我还有资源，还被看重。当时并没觉得自己会去做一个很惨的事，确实没有怎么太在乎钱。

适应广州简朴的生活，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回去上海的时候，我会发现上海确实比广州要发达，经济条件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上海内心老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既可以回忆起多年的青春，但同时非常不舒服，我还说不太清楚。总体来说，在我的认知里面，上海有很大的一种压力。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一定要有什么样的作为、多少钱、多少成绩才能怎么样。比如在离开律师行业以后挺长一段时间，我要见以前的同学，都要让自己显得还不错。不过同学大概也让我知道了他们有多少钱，我就看到了差距。他们都是几千万身价，甚至上亿，都是一个寝室的人……现在我回去偶尔也会跟他们吃顿饭，都是上万这样的饭局……简直是不知道多少倍的差距。我在广州吃个七八百块都已经挺奢侈了。

广州让我觉得比较踏实。去年在广州，几个复旦 91 级同学要聚一下，都是我们当时那栋楼一楼的。我出门的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穿什么衣服。我平时穿得很随便，看起来肯定是档次很低的那种，但见同学了是不是要稍微找找。后来还是随随便便就去了，结果一见到这些广州的同学，也都穿得随随便便，觉得特别好，感觉很放松。但是在上海就不行了，上海这种场合就得稍微讲究一下。

我刚开始在广州工作的时候，是那种公益行业里面资源很多的人。这边有中大的体系，不用我筹资金，然后做的事情有辐射面，我又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人，就带着团队去做了很多他们原来做不到的事情。反正我在这个圈里面也小有名气。

但是现在去看当时的我，我肯定不怎么喜欢。就是我的确在推动公益的发展，还能把这种推动的理论思路讲得非常的清晰，还在连接各种各样的组织去做事，但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在这片土地上它到底应该是怎么样？

我只想象过在别的土地上的样子，我原来以为这就是一个最好的途径，以为这就足够了，但它跟我自己的内心没有真正的连接，所以当时我比较傲慢，比较自大，讲各种大道理，还喜欢到处讲话，特别让人烦。

曾经我们以为广州是中国社会转型前沿，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但是一夜之间都变了……我看到了其中的脆弱，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是大环境的原因，但我觉得这个体系本身是脆弱的。不管从做事情的真正效果、资源情况，还是人的参与状况，都是比较脆弱的。当时我就觉得公益不能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然后我自己也爆发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家庭问题，自己的状态问题，所以我人生的一个巨大转变就发生在那几年里。

后来我想脚踏实地地去解决社会问题，就开始做残障人士公益支持，不想再做那些理论上说起来挺好的，但是比较抽象的东西。

我彻底改变了自己，就开始学习用直觉、用感受，不再用头脑去理解和认识外界的事情。我当时也是用了一个非常强硬的方法，就是坚决不用头脑，然后也不上去发言，也不再做什么思维导图，也去内观中心学习做内观、做觉知，去看灵性的书。我就想知道，如果生命经验可以流动的话，它到底怎么实现的？

其实我在 2005 年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些个人成长工作坊，对身心灵有认识，不深，但是挺喜欢的。后来我从 2012 年开始，用其中的方法去帮一些边缘群体，包括罕见病、性少数群体、劳工、艾滋病患者、残障等等，就帮他们去做一些自我接纳和调整心态，虽然我不是很专业，但是因为没有人帮他们，大家都很喜欢我，找我做了很多年。我做得不深，所以它有什么用我说不上来，但是效果挺好。我印象里做跨性别群体的内心成长，这个是最有挑战的。

然后我就开始做残障群体的赋能，就是支持他们的心态转变。刚开始想用传统模式，就是缺什么给什么，还有维权这种权力视角——要求政府必须做什么那种。这两个都是走不通的，它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仰仗别人，还需要用强力的方式去对付它，就是让对方必须服从你，然后你才能做事。这是没有出路的。过去很多都是这样，觉得对方错了，你必须要改，其实听说自己错了的那一方，是不愿意承认的。它会觉得自己也做了事，你不满意，你提出更新的方法啊？

所以我们后来以残障人士的就业为切入点，创新就业，我们没有推动他们去传统就业体系，就是一个工厂招多少人那种，那不是真正让人有尊严的过程。我学德鲁克的管理学的时候，理解人就要呈现价值，并让人受益，这才是成立的。那残障人士的价值是什么？一个是他们特有的觉知能力，第二个是他们经历了巨大困难成长起来的生命经验。这些怎么转化成别人能感知到的东西，这就很有挑战。

我现在说的都是好几年后的总结，刚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一堆东西，不知道到底该做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都是在打坐冥想，还有听科幻小说。我把刘慈欣所有的科幻小说都听完了。也不怎么出去交流，因为别人会觉得你奇怪，都在说大环境怎么不好，你在说不管好不好要创新解决问题，就挺格格不入的。

在 2020 年的时候，我意识到要把社会问题变成新的商业。于是我们就开了咖啡馆。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背景。原本我觉得公益至上，只有公益才能解决问题，后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思维的限制……这些年我一直在找看破这个的方法，现在我觉得我是清楚的，

第一阶段，我们觉得咖啡本身就不一样，因为盲人冲咖啡时候的专注，以及他们的身体觉察的程度和他们自己的生命状态，其实跟其他咖啡馆的咖啡师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很有价值的服务，让人们觉得我愿意接受这种体验，我喝惯了星巴克那种忙忙碌碌的三下两下帮你弄好的，我再去看看这种慢的，也许有独特的价值。

但是商业情景里，这个想法不成立，于是我们开始想咖啡师的这种对自我身体的觉知，以及对生命的接纳，对各种困难的突破，还可以被运用到什么场景里，还可以在哪里去成为发挥它重要性的产品……这个过程现在正在进行，其实这个有点慢了，前面也耗了很多钱，主要因为疫情的问题，和咖啡行业本身的竞争。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有星巴克和瑞幸，现在遍地都是咖啡馆。

我们做事的核心还是在人身上，就是我希望人过得好。我现在还录一个“老曲有约”的音频，这个跟我自己的成长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人有吃有穿肯定是好的，但生命的成长更重要，这个是我自己体会到的。

创业把自己的钱都投进去了，那时候也筹不到款，咖啡馆也一直亏损，就投进去了。创业就是不断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断想这是怎么回事，就这样走了过来。

现在公益圈状况不太好，很多组织都不见了，我们依然还在。很多人就开始重视我们的经验，所以就有了睿思培训。我现在开始讲公益和商业的融合。有很多人反馈说看到了希望，原来可以有这样一种做法。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人生已经进入 50 岁了，我就跟自己说，没有退休这种事情。服务他人确实没什么退休不退休的。不过我的同学好像已经组团退休了，在江苏的什么地方都买了别墅，在一起生活。我曾经问过他们，你们在一起干嘛？他们说就是打牌聊天什么的。

同学真的……大家 18 岁就在一起，以前内心经常会自问，如果我不做这个，或者我做这个会怎么样？我是不是应该做那个？同学能够激发我这些问题，其他没什么。现在看，大家明显是不同的人生了。

50 岁以后我想要解决的问题，是残障这一类的弱势群体，他们身上特别的价值，尤其是生命经验所蕴含的价值，如何通过一种商业化的方式被其他人接收到。这些弱势群体贡献给这个世界的能量，可以养活他们自己，也能让其他人通过这些面对各自的生命挑战。

我就是在解决各种问题，这是我的使命，所以没有什么是特别乐观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悲观……互联网发生各种集体性事件以后，我也有一个理解，在互联网时代，很多东西已经都走形了。如果说中国在转型，我们要去向哪里，我觉得要真正关心的是人生命本身的问题。

另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背景变化，就是政府提出“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也就是政府开始承担起促进“公平”的责任。而一承担就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有三个部门规划的基础逻辑。原本是政府和企业不管公平，然后需要有人来管，所以大家都要支持一个去管这件事情的人，这就是第三部门存在的必要性。如果政府带动企业都在考虑公平问题的时候，第三部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到底它要发挥什么作用？这些才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变革。

包括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产品出来以后整个世界的变化。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可能会真的有一天活成一种宠物或者奴隶的状态。好不容易有了一辈子做人，却有各种不开心，各种内心冲突，各种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就觉得自己白活了，这才是更大的问题。

我自己感知到我的使命，就是通过残障或者其他的弱势群体，让他们的能量去帮更多的人，能帮到谁就帮到谁。

我想做的就是让他们的成长成为一种服务——不管是对身体的觉知，还是他们内在的成长。我们不想门槛很高，成长了还得去进入到现有的体系里，要符合这个那个条件，才能成为一个就是可以贡献价值的人。不想是这样。我们希望自己设定一个模式，现在还没解决好，这是很理想的状态。

Q：最近你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最近这一期睿思训练营培训营里面，我留了一个作业是“100 天收入一万块钱”。睿思是给公益组织骨干做的培训班，一年三期，现在是第二期。作业规则就是把他们擅长的、喜欢的、想做的事情变成产品，成为可以交易的、人家愿意买的东西。大家很兴奋。但我还没想好这 100 天里怎么支持他们。比如说信息支持、心态调整等等。

Q：最近试图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A：手心咖啡怎么变成一个比较赚钱的企业。比如移动咖啡亭可以到处去，在广州各种地方可以给人冲咖啡，实现盈利和进一步发展。

Q：你想提名谁来接力？

A：丸仔。他是一个特别活在当下的人，也是彻底尊重他人的人，我想听听他内心是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