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制的移动：2022年封控政策下的劳动剥削与工人反抗（附全年劳动事件时间轴）

被控制的移动：疫情下的新剥削

所谓疫情防控，即是对人移动性的控制：国家为了限制病毒在人口之间的移动，一方面选择限制人的移动。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经济生产，国家也渴望在限制疫情流动的同时保证经济（资本）的流动。所以，“常态化防控”体系并非简单地禁止一切个体移动，而是根据经济利益为原则去控制并引导人的移动：它仅容许可控的、可监视的、且有助于生产的移动的存在，同时以保护人民健康的名义，尽可能地排除其他所谓“非必要”的移动性。但是谁有权力来决定哪些移动是必要的，而哪些移动又会对社会的“健康和安全”产生威胁？最终解释权被牢牢掌握在国家机器和大型资本手中。

全国各地外卖员的经历是劳动者中最具代表性的遭遇之一：TA们在运送城市生活必需物资时的移动是被允许的，然而当TA们夜晚下班想回家休息时，这样的移动又被禁止。过去一年，包括上海、深圳、郑州在内的多个城市在大规模封城的期间都出现了大量外卖员们在夜晚露宿街头、桥洞和隧道。外卖员有家不能回的背后是政府公共职能的推卸与对外卖员的剥削。当各地政府单方面封城时，对于毫无准备的居民而言，生活所需的日常配套供给，但是它要么完全没有出现，要么严重迟到。于是，非正规就业、完全没有劳动保障的平台外卖员承担了实际上是政府职能的工作：分发生活物资与药品。

外卖员的不自由移动并不是个案，而是代表着疫情下劳动者们一种广泛的、在封控政策下被形塑与控制的移动性。相比被锁在家中的居民，TA们似乎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移动的空间，能够在城市的街头流动，能够赚取工资。但TA们的移动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控制，要定时去做核酸，要遵循平台派下的订单，甚至是不能回到自己的住处。劳动者们被迫忍受更低的薪资、更高的风险、更缺失的劳动保障。这些被控制、扭曲的移动事实上成为一种新的剥削手段。正是这些外卖员、货车司机，以及下文中闭环工厂内的工人，撑起了封城期间必需的经济运转。

谁可以移动？资本生产至上

封城期间外卖骑手的移动是“被控制”的，而那些处于非“必要”行业的城中村农民工的移动则是被边缘化，甚至是被禁止的。TA们直接被隔绝在了所有生产与生活之外。11月广州疫情爆发期间，有大量康鹭片区城中村的民工在解除集中隔离之后发现自己无法返回城中村内的住所。当地的工厂停工，而因为封控出城也变得极为困难。即使能返回住处，TA们也几乎没有存款度过封控生活，只能在家中挨饿。

有媒体说：“​​没有这些工人，就没有广州服装行业的繁荣”。那为何服装产业的“重要支柱”却在此时遭到断然抛弃与拒之门外。根本原因在于，疫情危机下，资本短期性地不再青睐服装行业，故也不需要城中村内的工人和无数间小作坊、卫星工厂。2022年因为俄乌战争，全球经济的衰退，服装行业本就积累大量库存，再加上年底正是生产淡季，大型服装厂商放缓生产需求，反倒在思考的是如何降低成本、减少亏损。所以才有了海珠康鹭片区工人在村口露宿的这一幕。

大城市排外的户籍政策和歧视性的福利体系对于外来务工者本就是一层剥削，而现在疫情下的封控生产体制，被定义为“非必需”的TA们又成了资本市场的被抛弃者。改革开放后，从农村到达城市的移动，农民工融入了许许多多充满剥削、压榨的小作坊、卫星工厂。廉价劳动力成就中国新兴城市的资本竞争力。城市需要劳动力时，TA们在“缺工、缺工”的呼声中被召唤，而当“非必要”移动成为疫情下不受欢迎的举动时，TA们变成为城市的“麻烦”。

与广州城中村工人形成对照的，是郑州富士康厂里被与世隔绝的工人。TA们一样被封控，但不是关在家中，而是厂房里。电子产业是疫情之下仍有资本涌入的少数兴旺行业之一。为了满足品牌商苹果（Apple）的需求，富士康在郑州政府的特许下实行“闭环生产”。闭环生产体系下，国家通过对劳动者进行移动管制来保障资本积累不被打断。而这一体系的代价——工作条件的不透明，与外界隔绝对心理与身体健康的危害，和一旦内部爆发疫情所带来的管理混乱——却又全部要工人来承担。

10月份，郑州富士康爆发疫情后，公司非但没有向外界及时通报和为工人提供医疗救助，反而在内部物资已经短缺的情况下瞒报信息，继续闭环生产，强迫工人上工，导致感染人数愈来越多。感染的工人没有药物，吃饭亦成问题，只能住在临时征用的毛坯房内。这样的厂内乱象导致许多员工不得不越墙“逃亡”来自救，许多工人需要徒步数十小时、经受无数路卡的阻挠回乡。工人的逃离导致大量缺工，为了继续赶单，各地政府又迅速动员起来，协助富士康全国各地招募新工人以填补劳力空缺。

讽刺的事情在于，海珠区城中村的工人们不能在住处附近的工厂工作，闭环生产下的工人不能自由地回租处休息，富士康却可以无阻碍地从全国各地紧急招收新的人手，各地政府为了保证富士康招工甚至主动给基层发指标。这一回，各地政府怎么又不考虑移动的传染风险了呢？我们可以看清，疫情中执政者对于民众移动的控制与计划是不对称的。国家并不是依据疫情的扩散风险来引导移动，而是以资本利益为导向，选择性地允许甚至鼓励被认为有生产力效应的移动。

虽然富士康的工人、上海的外卖骑手和城中村里无处落脚的农民工所面对的具体场景有很大不同，但三者被置于共同的糟糕处境中：TA们都因为某种原因被“隔离”在了正常生活之外。在外卖骑手与富士康的例子中，劳动者非生产性的移动或不利于资本积累的移动，例如：回家、返乡等都被疫情政策按下暂停键。而替代公共服务和有助于资本积累的移动，例如：送外卖、送快递、闭环生产，则是被鼓励的。

后疫情的移动：缥缈的“自由”，还是不同的未来？

2022年12月，严苛的“清零”政策以一种毫无缓冲的硬着陆方式彻底结束。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新冠病毒迅速在国内传播，并给大量一线工人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劳动者的移动性，在大流行下正再一次被重塑。重回正轨——再次被鼓吹的城市流动，劳动者继续用身体的代价来加速社会的整体免疫。像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在庆幸“清零”结束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反思：劳动者们在2023年将要重新回归的，到底是何种的自由与何种的移动？劳动者的境况，又有何种改变的可能？

其实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试图形塑、控制工人的移动性以更好地剥削其劳动产出，是资本远在疫情前就雕琢过的策略。城市户籍制度、工厂内的宿舍管制、对海外工人的剥削、派遣外包制度下劳务中介的各种诈骗伎俩，在劳资间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资本得以任意地操弄移动性，在需要时征召工人，并在用完耗尽之后抛弃。疫情防控的放开在明面上劳动者重得移动的自由，但这显然一直都不是真正的自由——劳动者从未有生产的话语权。所以，无论“清零”是否仍在，劳动者的移动与自由一直都在被不断形塑成“可供在市场出卖劳动的移动、承受剥削的自由”。

不过，我们也想强调，移动性并不只是国家控制与资本剥削的垄断手段，移动性也可以是劳动者们反抗压迫的重要武器。富士康工人在与暴力执法机关进行激烈对抗，以及越过重重阻碍返回家乡的移动，就切切实实地反击了资本与国家仿佛只手遮天的权力。工人们在这一刻的移动，同样有力地阻断了资本生产。这些力量也并非凭空出现的，它们与工人们常使用的日常反抗手段“提桶跑路”，与那些与各地黑厂斗智斗勇的经验息息相关。移动好不好？封控政策好不好？其实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在于谁在控制移动性，谁又在主导疫情政策。

过去一年，这些关于“移动”的劳动事件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到：面临着极端的权力不对等时，人的移动性会轻易沦陷和剥夺，让劳动者成为被动的、被利用、被捏塑的客体；而富士康工人的反抗也告诉我们，作为武器的“移动”也可是一种极具潜力的抗争力量。2022是断裂的一年，2020和2021年积压下来的“伤病”，在这一年集中爆发。基层劳动者本就在充满压迫的社会体制下承担了不成比例的痛苦与剥削，这一年又让一切变得更沉重、更难以忍受。

我们无法预料2023年会发生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极端防疫政策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能回到某种美好的“前疫情社会”，因为疫情前的社会结构本就是充满了压迫。但这一年里种种行动、团结的反抗，让无数劳动者和普通民众获得了力量，我们正在试图从这个压迫性体制中重夺移动与自由。

下面这张照片来自于富士康“大逃亡”。工人们拖着行李从高速路上回家，面前是身穿白衣的警察，身后是罔顾工人健康的血汗工厂。TA们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这张照片或许可以代表2022年中国工人的处境。我们在此怀抱着复杂的情感看向正在来临的2023年：劳动者在新的一年中的移动——抗争的、呐喊的、团结的，又抑或是不断受挫的——都将是解放的先声。

附：2022年劳动事件时间轴（點開網址查看）

本期撰稿：Y

修改与编辑：三不沾、非洲大蜗牛、胡不悦

时间轴收集：Olia、非洲大蜗牛、星星儿

校对：星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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