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凌晨在端传媒上读到这篇发表于2019年5月31日的《一个人的战斗，没有退路的吴仁华》，读到：

"那天下午，他带领一支40人的特别纠察队前往天安门广场保护绝食“四君子”刘晓波、侯德健、高新、周舵的安全。出发之前，弟弟从温州来电，问他北京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参加？他回答：“我没事，我还是在学校读书做研究呢。”他当然没有告诉弟弟真实的情况，“我就是让他告诉母亲，让她放心。”那是整场运动中，他唯一接到来自家里的电话。放下话筒，他就出发去广场。

至6月4日凌晨4点，天安门广场熄灯，到4点半开灯，吴仁华形容，那是最恐怖的时刻。“在场所有人都觉得，最后的时刻到了。”留下来的几千人都抱著死志，吴仁华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最高层台阶上，身后就是刘晓波绝食的帐篷，他一直和同事刘苏里在一起，“我要盯著他，我要让他在我的视线里”。

因为刘苏里的妻子把不到两岁的孩子一个人放在家，跑到广场找丈夫，请他为了孩子，一定要保重。她还哭著拜托吴仁华，“你一定要关照好刘苏里。我就跟她说只要我在，我就会关照好”。

许多民众身上带著血奔到广场，给他们报信。他知道屠杀正在逼近。广场四周布满了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头戴钢盔，手持枪支，还有许多装甲车。广场上空不断有发射子弹划出的弹道，“像节日放礼花一样”。

在这种时刻，吴仁华竟然遇到一位温州老乡，是一位脖子上挂著相机的姑娘。“这是历史的最后一刻，我应该把这最后一刻用相机记录下来。”她说，又要给他照张相。吴仁华想到母亲，觉得这可能是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张照片了，请她照完一定要寄回温州老家。他给这个素不相识的老乡写下老家的地址：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金钗街34号，还写了母亲的名字。对方一口答应。

但直到现在，吴仁华都没有收到这张照片，担心她很有可能已遇难。多年研究六四，让他非常清楚，照相的人在当晚特别危险。天津师大中文系本科生李浩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陈来顺，还有天安门母亲张先玲的孩子、当年还是高中生的王楠，都是在照相的时候被杀的。"

他写下的老家地址如此熟悉，自己曾经许多次经过那个地方，因为我的龙港家就在离它几百米的地方。谷歌后发现，吴仁华是北交射手太阳处女，通过细致地搜集证据来捍卫真相，做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他的人生践行了他的天命。

吴仁华（1956年9月12日－），历史文献学者，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出生于中国浙江省平阳县（今龙港市境内），长期参与中国民主运动，当中包括八九民运的研究工作。

吴仁华专注于搜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资料，搜寻和追查事件中的被捕人士、死难者和施害者名单。著有《六四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屠杀内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和《天安门事件逐日记录》。他现居台湾，在东吴大学和中正大学开设“六四事件真相研究”课程。

1974年，吴仁华高中毕业后便随即“下乡插队”，担任小学和初中民办教师。在1976年11月至1978年2月期间任职于公安边防部队平阳县大队。1978年2月至1982年2月，吴仁华就读于北京大学，为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并且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在身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期间，他曾在中华书局编辑部哲学编辑室任职编辑。1989年，已取得文学硕士学位的吴仁华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1989年八九民运，他与学生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留守，期间担任纠察队。6月4日，他亲历同伴被坦克压死的场景。1990年2月，吴仁华逃到珠海，游泳到澳门，在黄雀行动救援人员安排下坐渔船偷渡香港，7月5日，吴仁华流亡到美国，定居洛杉矶。多年来利用考据学、目录学的专业知识，在中国政府流出的仅有资料中追查涉事官兵、死伤者、被捕入狱者的名单。

1991年5月至2005年7月，吴仁华担任由旅居海外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创办的中文报纸《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2012年11月，吴仁华使用美国护照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入境许可，看望阔别已久的亲人。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安部门的人员告知他“以后不会再有入境机会”。

吴仁华曾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联委会委员、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民联阵）总部理事、《中国之春》董事、中国战略研究所理事。现任中国宪政协进会秘书长、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顾问。

吴仁华以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六四天安门事件现场目击者的身份，开展一系列搜寻，搜寻和追查事件中的被捕人士、死难者和施害者名单，包括搜寻死难者和伤残者，搜寻死难者的家人，搜寻抢救受难者的医生和护士等等。他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寻找系列，我已经找到了两千多官兵的名单，我可以抛砖引玉，把他们陆续公布到网上，建立一个专题。我提示大家，搜寻这些军人的下落，然后你可以给他施加压力，让他们说出当年自己的见证。”

吴仁华在《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中说，只要军队听从民众的劝阻，停止前进，民众就对他们非常友善。例如在天坛东大门墙外，有6、7万民众包围300多名官兵，但因为那些官兵没有开枪也不再前进，就没有一个受到伤害，民众还给他们送食物和饮料，并主动把途中受伤的11名官兵送往医院急救。他也说，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军警死了15人，没有一个早于1989年6月3日晚上11点，可见军队镇压在先。

吴仁华认为，牵涉到六四屠杀如此一个重大的侵犯人权的灾难性事件如果没有加害者和害者的基本记录，那么这个历史纪录就完全是不合格。他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指出，研究工作中最困难的地方是工作难度会随着年代愈来愈久远而愈来愈大，如果现时不做相关研究，六四天安门事件很可能像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等事件一样没有留下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历史纪录。他说工作的重要性在于还原真相和留下历史纪录，他指中国政府一直利用掌控媒体颠倒黑白，“利用录像、媒体把军队开枪跟部分民众以暴制暴，把时间先后、关系因果颠倒”，为暴力镇压民众提供“合理依据”。

吴仁华调查和考证出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包括14个陆军集团军、一个直属中央军委、是中国当时最精锐的部队的空降兵第15军、北京军区的炮兵第14师、天津警备区的坦克第一师、北京卫戍区的警卫第一师、警卫第三师武警部队北京总队，进京官兵人数在20万到25万之间。他指出，军队的任务是镇压民运，但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中共党内可能发生的政变跟部队的兵变：

陆军第38军和空降兵第15军，被称为“杀人最多”的两支部队。

戒严部队中的坦克第一师：故意在自行车道高速行驶追杀学生，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指挥官是团长罗刚和副团长贾振禄，轧人的坦克车编号是106。吴仁华说：“……就是这个106号坦克，冲进学生队伍，当场压死那么多学生，所以当年我跟很多学生一路从六部口哭喊著记住这个坦克的编号106，一直哭喊著回到校园！”

吴彦辉：天津警备区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第一排106坦克二炮手。

闫红计：38军坦克第一师的师参谋长，他坚决地执行命令，在事件当中带领该坦克部队的先头部队最先抵达天安门广场，包括制造了六部口惨案的那三辆坦克。他的行动被军方宣传为“英雄事迹”，他亦曾在北京广播学院门口杀死了一个试图阻拦的学生。

他也指出有不少军人因不愿执行上司的命令，拒绝向人民开枪而遭受迫害和处罚：

38军军长徐勤先：因抗命被解除职务，后来判刑5年。

第28军军长何燕然及政委张明春：因抗命被降级调职。

第38军步兵116师师长许峰：因抗命被解除军职。

另有多名下级军人在当时被官方声称失踪，但其实是离开现场，受到的处罚更为严厉。

2018年，吴仁华在东吴大学和中正大学开设“六四事件真相研究”课程，当中有对六四天安门事件不了解的中国大陆学生参与。吴仁华说，陆生即使在台湾，也还是有心理恐惧，尽管事先说好不要录听课者和提问者，但陆生还是不敢提问，亦有陆生指有所谓“职业学生”负责监控或打小报告。

2014年，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Chinese Democratic Education Foundation）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华埠向吴仁华、郭飞雄、丁家喜和赵常青颁发2014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以表扬他们为促进中国社会繁荣进步，促进中国民主法治、维护人权自由有杰出贡献之人士。

一个人的战斗，没有退路的吴仁华

吴仁华三本书最初都在香港自费出版，封面是自己用 word文档设计，“很难看、很粗糙”。“三十年过去了，你出版那些受害者名录，谁会买呢？”

特约撰稿人 杨平 发自台北

2019-05-31 端传媒

“我是第一次跟一个戒严部队的人坐在一起。”5月18日，在台北的六四三十周年研讨会上，轮椅上的六四受难者方政说。

1989年6月4日清晨，清场结束，方政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在撤离天安门回校的路上遭遇坦克追轧，失去双腿，同场坦克还施放毒气弹。彼时，吴仁华则在稍微靠前一点的位置，差一点点，捡回了一条命。三十年后，吴仁华成为研究六四真相的重要人物。当年戒严部队中的一员李晓明，是迄今少有公开经历的军人，他坐到方政身边，这两人分别属于加害者及受害者阵营，同以研究对象身份获邀，担任吴的论文评论人。

这个由支联会和华人民主书院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吴仁华是首场发表人，他一身黑色西装，表情肃穆，准备了整整13页长的论文，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以极快的语速连珠炮似地念出包围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番号，当中包括辗过方政双脚的坦克编号为106，乃隶属于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团长为上校罗刚。

方政希望吴仁华能再找出辗轧的命令是由谁下达，如何下达，为何要下达。“我最想知道，已经完成了镇压命令，学生都已经撤出了，为什么还要追杀我们呢？”

但实际上，六四研究已超出吴仁华的负荷，这份落落长的论文，几乎是他自2011年后首次完整书写的研究文章。他本还打算趁六四三十周年之际，将手上已有的700多位受害者名单在Twitter上公开发布。但终没按期公布，“我非常自责，也非常遗憾”。

1989年，吴仁华33岁，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刻，全程亲历了八九民运。翌年流亡美国后，他一直搜集和面对血腥的屠杀资料，常常夜不能寐。2009年起，他发现自己和人交流谈话没有问题，但一打开电脑文档要写六四的研究，就做不下去。“就是心情非常痛苦，脑中一片空白。”

然而关于六四真相的研究，迄今仍是吴仁华生活的最大主题。

一、揭开真相的苦行僧

今年4月中旬开始，吴仁华的Twitter上就不再有别的内容，全是六四、六四、六四。2011年4月15日到6月9日，他已在这个帐户上逐日回顾八九天安门事件，即为其第三本著作《六四事件全程实录》的雏型，此后每年这个时间，都逐日转发。

1989年，他在中国政法大学担任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此前，他是中国文革结束后首届恢复高考就考上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高材生，有硕士学位。他没有料到的是，这些考据学、版本学的训练，日后最大的用处，竟是搜集、比对和追踪六四事件中戒严部队的资料。

从1990年流亡美国至今，他出版三本专著，被视为中国六四真相研究的重要人物。首本《六四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巨细靡遗地记录了6月3日至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第二本《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则破解了19支戒严部队的番号，在6月3日进驻北京城的每一条路线，并附上3000多名参与镇压的军人名单。

这是花费吴仁华最多心力，也是资料搜集难度最大的研究。他先阅读大量中国官方在六四之后美化、嘉奖戒严部队的宣传资料，包括光明日报出版社在1989年9月出版的《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北京戒严部队英雄录》，解放军出版社同年10月出版的《共和国卫士之歌——首都戒严部队英模事迹报告文学集》，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编写的《首都公安干警平暴纪实》等等。

比对这些官方资料，他设定40个以上的关键词，例如“中枪”、“受伤”、“倒地”，在网上日复日地搜寻戒严部队的聊天记录，从只言片语去追踪，再用版本学的方法比对不同人在同一时段、同一地点的描述，确认真伪，最后才能像拼图一样地把每一支戒严部队的进军路线拼出来。

整理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名单，对他来说，是“对个体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尊重”。他说：“像六四屠杀这么一个人权的灾难性事件，没有这两方面的记录，（研究）是不够格的。”

这样特殊的研究方法，令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守在电脑前，“有时候你好不容易在网络上跟踪到戒严部队在聊天，要是离开电脑，你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聊天记录了。 ”正因如此，他有时连续二十几个小时，乃至三十几个小时盯著电脑，长期没有正常的节假日，生活清简，自己简单煮个面就是一餐，像个苦行僧。

然而这样的心血，随著六四事件一年年的过去，已经越来越少被公众看到。在美国洛杉矶生活，他过去以担任《自由新闻导报》总编，来应付日常生活的开支。三本书最初都在香港自费出版，封面下方写着其实不存在、由他创办的“真相出版社”，连封面都是自己用 word 文档设计，“很难看、很粗糙”。直至近年，终于有台湾出版社找他再版。

吴仁华为六四研究的前景担忧。“三十年过去了，你出版那些受害者名录，谁会买呢？”他说。无人买的书，自然不受出版社青睐，若无其他收入，研究者几乎不可能全职投入其中。但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到他的研究，他早已不计成本地将大部分研究成果在Twitter上公布了。谁还在期待六四研究？这样的苦战，是在为谁而战？

在台北的研讨会上，被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政对吴仁华说，他还在期待。“作为受害者，我认为吴老师的工作很珍贵。”他希望吴仁华可以继续研究下去，“把这些军队的罪责确定下来”。

“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到法庭上，找到那个开坦克的戒严军人，跟他对质。”方政说。

找出答案很艰难，但吴仁华无法放弃。研究屠杀逼迫他长年面对血淋淋的资料，又是亲身经历，他形容，时时刻刻让他感到悲伤、痛苦、愤怒。“所以早期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经常深更半夜写着写着，就自己趴在键盘上失声痛哭。”他说，“因为那些都是屠杀的场面啊。”

整理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名单，对他来说，是“对个体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尊重”。他说：“像六四屠杀这么一个人权的灾难性事件，没有这两方面的记录，（研究）是不够格的。”揭开真相的人，无可避免地划破自己的手，可又必须去揭。他告诉自己必须做下去。

二、赌上一生的知识分子

吴仁华的家庭经历过不止一次的政治运动，父亲曾被下放到偏远的南麂岛，他自己也曾在70年代下乡插队。好不容易挨到回城，参加了文革后的首届高考，一举考上北大，特地报一个读古书的专业。“具体做什么不知道，就是想远离政治，躲进古书堆里，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他说。

他出生在中国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一个东海畔的小渔村。考上大学时，他第一次登上由温州开往北京的长途火车，足足搭了30多个小时，没有座位。从1978年进入北大到八九民运爆发前，他一直实践当初的想法，一心一意做个专心学术的知识分子。

出发之前，弟弟从温州来电，问他北京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参加？他回答：“我没事，我还是在学校读书做研究呢。”

但身处北京，知识分子间的友谊建立得很快。吴仁华北大毕业后，去了中国政法大学当青年教师，同事陈小平和曾参加四五天安门运动的王军涛关系不错，常一起过周末，吴仁华也同往。但一谈到政治，他就主动避开，连读书会也不参加。

直到胡耀邦在1989年去世，他回想过往几十年整个学界在政治上的压抑，深感青年知识分子不可再犯“软骨症”，于是才抱著十年寒窗付之东流的决心，赌上一生，卷入运动。

当年4月17日，他和陈小平一同带领八九民运第一次有组织的游行，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祭奠胡耀邦。4天后，北京各高校第一次联合游行，他又说服同事刘苏里拿出原本要打家具的上好圆木，请木匠加班加点做了两块大看板。一个月后，他决定与学生共进退，开始绝食。

更凶险的时刻很快就来临了。6月3日上午，军队在新华门附近的六部口发射催泪瓦斯，动用警棍和木棍来驱散民众和学生，吴仁华感觉镇压随时会发生。

天安门广场熄灯，到再开灯，他形容，那是最恐怖的时刻。“在场所有人都觉得，最后的时刻到了。”

那天下午，他带领一支40人的特别纠察队前往天安门广场保护绝食“四君子”刘晓波、侯德健、高新、周舵的安全。出发之前，弟弟从温州来电，问他北京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参加？他回答：“我没事，我还是在学校读书做研究呢。”他当然没有告诉弟弟真实的情况，“我就是让他告诉母亲，让她放心。”那是整场运动中，他唯一接到来自家里的电话。放下话筒，他就出发去广场。

至6月4日凌晨4点，天安门广场熄灯，到4点半开灯，吴仁华形容，那是最恐怖的时刻。“在场所有人都觉得，最后的时刻到了。”留下来的几千人都抱著死志，吴仁华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最高层台阶上，身后就是刘晓波绝食的帐篷，他一直和同事刘苏里在一起，“我要盯著他，我要让他在我的视线里”。

因为刘苏里的妻子把不到两岁的孩子一个人放在家，跑到广场找丈夫，请他为了孩子，一定要保重。她还哭着拜托吴仁华，“你一定要关照好刘苏里。我就跟她说只要我在，我就会关照好”。

许多民众身上带著血奔到广场，给他们报信。他知道屠杀正在逼近。广场四周布满了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头戴钢盔，手持枪支，还有许多装甲车。广场上空不断有发射子弹划出的弹道，“像节日放礼花一样”。

在这种时刻，吴仁华竟然遇到一位温州老乡，是一位脖子上挂著相机的姑娘。“这是历史的最后一刻，我应该把这最后一刻用相机记录下来。”她说，又要给他照张相。吴仁华想到母亲，觉得这可能是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张照片了，请她照完一定要寄回温州老家。他给这个素不相识的老乡写下老家的地址：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金钗街34号，还写了母亲的名字。对方一口答应。

但直到现在，吴仁华都没有收到这张照片，担心她很有可能已遇难。多年研究六四，让他非常清楚，照相的人在当晚特别危险。天津师大中文系本科生李浩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陈来顺，还有天安门母亲张先玲的孩子、当年还是高中生的王楠，都是在照相的时候被杀的。

他分析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官方不想让人留下屠杀记录，二是当年摄影技术未够发达，相机须使用闪光灯。他在上大学前曾当过温州的公安边防兵，知道要开枪，有光的地方就是靶子。“有时候点根烟，烟头的火就是靶子，更不用说闪光灯，很容易被击中。”

血腥清场结束，他在温州朋友父母的家里住了三个多月，辗转来回北京几次，终决定逃亡。这一次，他又登上了连接北京与温州的长途火车。十几年前那个少年北上要做家中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十几年后，他带著整场八九六四的亲历记忆，走同一条铁路，却是走向流亡。

1990年，他如常回家，和家人过完年，不告而别。先从珠海偷渡到澳门，他喝下蛇头给的一大瓶人参蜂王浆，吊住精神，在寒夜里用4个小时游过海湾，再经由“黄雀行动”辗转到香港、美国。再回家，已是22年后。

三、没有退路的“不孝子”

“立此存照：尽速完成六四写作计划，不计代价，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回中国，给父亲上坟，给母亲叩安。”2011年1月19日，吴仁华在Twitter上这样写道。

那一年，他的母亲85岁了。母亲很早就做了寡妇，孤身养大五个孩子，吴仁华从小农村考上北大，又做了大学老师，是其中最有出息的。他走后，母亲、哥哥、弟弟都受牵连。中国官方从浙江省级的，到温州市级的，再到苍南县级的，至今仍然年年找他母亲谈话。弟弟本来是全省十大优秀毕业生，省委组织部选定的后备干部，享处级干部待遇，但1989年以后，公务员资格被取消，降为普通职工，前途止步。家人间从不谈论这件事，但吴仁华十分不忿，觉得是国家对不起弟弟。

母子两人都性格刚强，定期通电话，不说想念，母亲也不曾喊他快回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现实政治不允许我们母子团聚，所以说这个话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增加对方的伤感。”

对于吴仁华当年做了什么，这些年又在海外做些什么，母亲一句也不问。

2011年，同是吴仁华发现自己因持续研究六四而精神受创的年份，他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全身心地扑在研究上，像机械一样无休地劳作；身心都在告诉他，该回家了。

他秘密办理过去多年一直不愿拿的美国护照，洛杉矶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有许多代办中国签证的小广告，只要多付钱，就可以帮忙免去一些麻烦，例如可以不用向官方提供本来的中文名。1200美金，他买到了45天的中国签证，终在2012年底静悄悄入境回去温州。至平安回到洛杉矶，他才敢在网上说，回家的感觉，是“汗下如雨”，是“吸烟定神，头晕欲倒”，是“像做梦一样，不敢想象”。

45天里，他有一天去祭拜当年藏了他三个多月的老夫妇。“他们那时冒著风险，宁可跟著坐牢，也不让我离开他们家，还抱著我的东西不让我走。我觉得人要感恩。”其余的44天，他每天都陪母亲散步两次，二人还去了一趟海南旅行。

对于吴仁华当年做了什么，这些年又在海外做些什么，母亲一句也不问。他起初以为母亲是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母亲不在家，他进到母亲的房间，在枕边发现了自己写的两本书。他大为震惊。

第一本《六四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已经被翻得非常烂，书角都已经卷起，“我没见过哪本书可以损伤成那样的”。第二本写戒严部队的书却完好如初。

“我就想，我母亲在很多个不眠之夜，可能就是翻那本书。那她为什么翻第一本，不翻第二本呢？我猜是因为第一本书的作者前言里，我写了一段是给我母亲的。我说忠孝不能两全，我是个不孝子，下辈子，如果有来生，我一定做个孝子，我其他都不做，就要侍奉我母亲。”

他突然明白母亲对他做的事一清二楚，只是不愿意问。“因为她要是问了，就很为难。你说问吧，因为做这些事写这些书不能回家，给她增加这么大的压力，她是劝我好呢，还是不劝好呢？要不要按照中国官方的要求来劝我放弃呢？所以她装作不知道。”回家前，他本来想好在母亲和妹妹面前绝不掉眼泪，但那天心中感触太深，还是掉了泪。

“现在逼得在这种精神状态、身体状态下，还要继续把剩下的计划完成，我真的有很大的压力。”

后来，中国官方告诉他，以后再无入境可能。要想再回去，就要写悔过书、保证书，在某程度上跟中国官方合作，出卖一些自己的同道。这是唯一的路。“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历史记录者，不能走这条路啊。”吴仁华说，“因为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你考虑啊。”

这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历史记录、六四研究。三十年很快就过去，许多亲历者、目击者、知情者都可能已经不在了。“这是一个抢救性的工作。”六四历史记录如果欠缺，对他来讲是“无法忍受的”。

但资料获得的困难，资源的限制，让他越来越感觉六四真相研究仿佛是他一个人的战斗。他已经63岁，如果在学术机构，恐怕早已经到了退休年纪，可是六四研究领域的现状，却让他没有退路，别无选择。“现在逼得在这种精神状态、身体状态下，还要继续把剩下的计划完成，我真的有很大的压力。”

“资料欠缺，又是禁区。港台的研究机构也开始有学术的自我审查，跟中国大陆有很多学术交流。一些台湾的大学怕陆生减少，也不敢碰这些问题”。没有团队，没有资金，他只能独立地做研究。

“这真是一个悲哀，也是一个遗憾。”吴仁华长叹一口气。

四、家在海那边

去年4月，吴仁华受台湾民主基金会和东吴大学邀请，到台湾担任访问学人。这一年时间，是他流亡后，休养得最多、最好的一段时间。

他需要回家调适心理，却无法归去，选择台湾，是因为觉得像温州。“台湾隔着海峡，对岸就是温州。”他所出生的温州市平阳县有座南麂岛，是台湾不少大陈眷村居民的故乡。少年时，他在温州家中打开短波收音机，总是因为太近，而不小心收到台湾的波段。

他看到故乡的影子，包括多雨的气候、好食海鲜和甜食的饮食文化，还有虽不会说，但却听得懂的闽南话（台语）。温州是浙江省最南端的市，接壤福建，许多人既讲温州话，也通闽南语。他还在台北公馆一带的温州街和泰顺街找到了儿时吃过的早餐“灯盏糕”，里面裹著白萝卜丝，外皮炸至金黄，多角的形状。

“我希望在台湾做一个好的休养，可以让我尽快调整好，就可以尽快把想做的研究计划做完。”吴仁华不想一直把自己困在六四的城堡里。“我也是向往自己的生活的，但这个课题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他说本性贪玩，是围棋和德州扑克好手，并不愿意每天都苦大仇深的。“人家问我最想做什么，我很少这样回答媒体，其实我就是想按照自己的爱好，去过自己的生活。我希望回归真正的我。”

吴仁华宣告，给自己设定生涯最后一个六四研究计划。翻查官方资料，他发现截至1989年6月25日，全中国就已经有11013人因为六四事件而被捕，还不包括陕西和西藏的数据。这些人叫什么名字，因何被捕，如今在哪里，此后的际遇如何？

吴仁华希望，将那未完成的受害者名单尽可能做到最全，在被捕之外，像方政那样受伤、被取消学籍，或是像吴仁华的弟弟那样受牵连影响的人，还有更多。他计划整理手上已有的700多人名单放上Twitter，引出有类似经历的网友，一同从民间找寻资料，完成第四本书的写作。吴仁华的六四真相研究，还在继续。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吴仁华记录六四的28年

28年如一日，他找到了开坦克的人， 他收集着受难者的信息，因为他觉得六四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鸰 发自美国波士顿

2017-05-30 端传媒

2017年4月18日，61岁的吴仁华在自己推特中宣布：“正在做《六四事件受伤者名录》《六四事件受难者名录》，受难者包括遭受开除学籍、公职、被捕、判刑等处分者。据中国公安部内部资料，截止89年6月全国已逮捕逾万人。这是一项艰难而漫长的工作，尽力为之吧。期盼当事者和知情者提供资讯。电邮 [email protected]”

这是吴仁华最近开始的又一项有关六四屠杀的研究项目。28年来，吴仁华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凭一己之力，收集了几万份有关八九民运、六四屠杀的资料，完成《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六四事件全程实录》，被视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研究第一人。

1989年春天的时候，33岁的吴仁华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室主任，过着宁静的书生生活。4月17日，吴仁华和中国政法大学六七百名学生，带着花圈，沿着二环路走向天安门广场，从那一天开始，吴仁华便加入了八九民运，和广场的学生在一起，一直到最后一刻。

1989春，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刻

1989年春天，吴仁华33岁，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室主任，过着宁静的书生生活。4月15日中午，他与他的同事陈小平在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宿舍里相对无语，因为陈小平刚带回一个噩耗：胡耀邦因心脏病不幸去世。许久，吴仁华憋出一句话：“无论如何，我要送花圈去天安门广场，而且要送一个大的。”

第二天，中国政法大学的师生一起做了一个直径达2米的巨型花圈。4月17日午后一时，中国政法大学六七百名学生，带着花圈，沿着二环路走向天安门广场。五时，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到达纪念碑前，吴仁华和同事陈洪武等人，努力挤过人群，把花圈抬上纪念碑底座，此时，纪念碑一共有9个花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学院、中国社科院等其他学院的师生几千人聚集在广场进行悼念。八九学运由此拉开序幕。

就这样，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刻，吴仁华经历了这场运动的全过程。

1989年6月3日，北京气氛已经非常紧张，中午，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最后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29号楼举行，会议决定立即向天安门增派一支特别纠察队，以维护秩序，保护刘晓波、侯德健、高新、周舵等刚加入绝食请愿的四位知识分子和广场的学生指挥部。吴仁华和他的同事刘苏里主动请缨，通过学生自治会广播，召集了四十多名男学生组成特别纠察队，下午便抵达了天安门广场。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是最后一夜。

午夜十二时，广场上的学生广播台播出了一名学生死于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前的消息，这是八九民运爆发以来第一次传出学生死亡的消息，随后，四周的枪声越来越近，血腥的清场开始了。吴仁华与几千名广场学生目睹了一夜的暴力和血腥，直到清晨，成为最后一批撤离广场的人。清晨六点，当他与20多位中国政法大学的师生走到邮电大楼附近，三辆坦克突然从天安门方向开过来，向数千名撤离广场走在自行车道上的学生碾来，11名学生当场惨死，两名学生失去双腿。吴仁华和当时在场师生一路哭喊着回到学校。

两天后，吴仁华逃离北京。1990年2月，他从珠海跳海游泳至澳门，在“黄雀行动”组织者的安排下偷渡至香港。7月5日流亡至美国，定居洛杉矶。

从此，六四屠杀事件成为了他研究与生活的唯一的主题。

在聊天室，找到那个开坦克的人

对于这场灾难性的历史事件，吴仁华认为，作为一位历史记录者来说，有两方面的东西必须记录：一是施害者和责任人；一是受害者。在20多年的时间里，吴仁华通过各种方法收集了几万份有关六四的资料，运用自己的专业所长，来做这两方面的记录。

2009年，《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出版，在这本书，吴仁华利用自己版本学、目录学、考据学的专业技能，通过各种方式搜集资料甄别材料，破解了19支参与屠杀的戒严部队的番号，其中包括14个陆军集团军、一个空降兵军、一个北京军区的炮兵师、两个北京卫戍区的警卫师等，总共20多万人的军队。此外，在这本书中，他还附了三千多名参与镇压的官兵名单。为了搜寻确定这三千多名名单，吴仁华花了无数的时间，仅仅光排除的人就数以万计。

他感慨说，当年北大中文系在自己的家乡浙江只招收古典文献专业，自己“从小好动，习武、各种球类和运动，始终不喜欢该专业”，但是“别无选择”，“如今倒感恩了，若不是该专业的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的训练，我无法在资料极其欠缺情况下破解了包括14个集团军在内的六四戒严部队番号、进军路线、目标等。”

因为资料很少，他还到各个退伍军人专业军人的论坛、聊天室、QQ群里去追踪聊天记录，寻找线索，正是在这些地方，他找到了造成六四最悲惨的“六部口事件”的当事人——106坦克的二炮手。

有一次，在一个网络聊天室中，一位军人无意中说自己是天津警备区第一师的，这引起了吴仁华的注意，立即把他列为重点跟踪对象。因为他知道，在六四凌晨那天，向他和他的学生追来碾压的三辆坦克正是天津警备区坦克第一师的。之后，吴仁华又发现此人说参与过89年的“平暴”，最后确定了其番号是天津警备区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第一排106号坦克的二炮手。吴仁华说，“当时我泪流满面，是一种悲愤、也是一种激动、我终于找到了这辆坦克的军人。因为就是这个106号坦克，冲进学生队伍，当场压死那么多学生，所以当年我跟很多学生一路从六部口哭喊著记住这个坦克的编号106，一直哭喊著回到校园！”

2013年6月4日，吴仁华在推特上公布了这位军人现在的工作单位和手机号码，第一时间便有推友给这位军人打电话确认，问这位军人，你是不是天津警备区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第一排106号坦克的二炮手？这位军人说是。推友继续问，你是不是参加过1989年的平暴，军人说是。吴仁华说：“后来还有推友给他打电话确认，他都说是。也许后来打电话的人呢多了，这位军人就不再接电话了。找到这位二炮手就好办了，就知道驾驶员是谁，指挥官是谁，当时到底是他们擅自向学生碾压还是有人指挥他们碾压的。”

吴仁华以“六四受难者名录”为标签，不断发布自己所收集到的六四受难者的信息，至今为止，已发布有20多位六四受难者的信息，他们中有六四后被中国公安部通缉的7名幕后黑手之一的包遵信等知识分子。

最惨痛的六四受难者不是学生

如今，吴仁华又开始同时做两份名录，一份是六四受难者名录，一份是六四受伤者名录。“我觉得施害者和受害者都要有一个基本的记录，人们就可以感觉到天安门屠杀哪些人有责任，哪些人受到伤害，这个受难者名录，就是因为天安门事件事后受到处罚的人，包括判刑，逮捕，或是开除公职和学籍的人。”

有关六四死难者名单，此前最著名的一份是“天安门母亲”制作的名单。现在这个名单上有202名遇难者，天安门母亲做了一张地图，将遇难的地点一一标出。“这当然不是所有死难者，他们寻找这些死难者非常艰难，中国政府一直压制他们不让做调查。” 吴仁华说。

2017年4月开始，他在推特上逐一发布自己收录的六四受难者名录。

第一个发布的受难者叫温杰，信息记录如下： “64年1月7日出生。北京人。八九民运参与者，六四后被捕，在秦城监狱罹患大肠癌，因不屈服而迟迟不让保外就医，91年12月20日病逝于北京人民医院，年仅26岁。英俊聪颖，81年保送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88年毕业，任教北京服装学院。”

吴仁华说，温杰是他的学弟，同样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比自己晚入学四年，“当时我们专业只有两个班，每个班都只有十几个人，我对他很熟悉，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也非常英俊的小伙子。”

在发布温杰信息之后，吴仁华以“六四受难者名录”为标签，不断发布自己所收集到的六四受难者的信息，至今为止，已发布有20多位六四受难者的信息，他们中有著名知识分子包遵信，也有普通民众，如被以放火罪处死的山东省济南市学生孙宝河、被栽赃投掷燃烧弹而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的北京农民路洪泽、参与围堵军车的北京老人王稼祥等。

吴仁华认为，从这些名录可以看出，在天安门事件中，付出最惨痛代价的不是学生，也不是知识界的精英，而是普通的市民、工人。

“当年公安部通缉的学生领袖，排名第一的是王丹，他是第一号，被判刑四年。可是看看我公布的这20几位普通民众，他们的刑期非常重，有死刑，有死缓，有无期徒刑，有20年，都是判的重刑。因此，若是只注意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惩罚，是无法真实反映天安门事件之后的残酷镇压，外界会认为中国政府对这些人的处罚是很轻的。”

吴仁华收集的1989年公安部每日情况汇编显示，从4月16日至6月25日，“全国公安机关在平息反革命暴乱和制止社会动乱的斗争中，共抓获各类人犯1,1013名（缺陕西省和西藏自治区的数字）。”“但实际上，人数肯定不止这些，因为6月25日之后，逮捕和镇压一直在持续。这仅仅是我所看到的最后的一个官方数据，即便这样，很多人不敢相信，竟然有一万多人逮捕或是拘留。”吴仁华说。

如今，他公布的二十几位受害者的名单，仅仅是开始。

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是香港悼念六四天安门事件死难者的年度活动，1990年6月4日起每年由支联会举办，于维多利亚公园的硬地足球场举行。该晚会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动。

六四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吴仁华指出，外界对天安门事件的关注基本上只到6月4日为止，而忽略了之后的抗争与镇压：“在六四屠杀之前，天安门事件中心当然是在北京。全国各地大约有几百个大中城市，甚至是县城，都有参与的情况，他们的诉求都是围绕着北京的，声援北京学生。开枪之后，北京被镇压了，那么血腥残酷的镇压，20多万军队的镇压，北京的中心就消失了。全国各地却在这时候开始针对暴力的抗议行动，这种行动遍及全国，大中城市都有，县级的城市不是每一个都有，但有的也有。”

吴仁华把这些行动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示威游行和聚会悼念。这种方式在全国几百个大中城市都出现过，一直到六月下旬还在延续。“我目前发现的最后一次公开上街抗议的是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那个时候已经是六月下旬。这件事让中国公安部非常吃惊，成为公安部督办的一个案子，可惜，我没有查到后来对这批人的处罚。这批学生非常勇敢。”

第二种是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号召学生去包围大型的国营企业等。第三种更为激烈一些：截断铁路线、中断交通线。比如在南京，有很多学生堵断了南京长江大桥；在武汉长江大桥也出现堵截铁路的情况；在上海，有学生在京沪铁路光新路道口设立路障。“当时中国南北几条铁路线都中断了。我是亲身经历的。因为6月6日，我离开北京南下躲避的时候，铁路在山东断了，堵了一天一夜没有恢复，我只好下车换乘汽车一路换乘。”吴仁华补充。

最为激烈的方式是第四种：一些有想法的大学生，彻底对政权失望，而用秘密办刊或是组党的方式来对抗。“1990年3月清明时期，北京警察孙立勇和他的几位朋友用油印方式，以《民主中国》编辑部的名义印了第一份传单《清明祭》，在六四一周年前夕，出版了《民主中国》第一期，用邮寄和投递的方式传播。1991年1月，因内部人员变化和规避风险，他们又把《民主中国》改名为《钟声》，发表第二期。5月《钟声》发行第二期后，孙立勇的同伴相继被捕，于是他主动投案，最后被判7年。2004年他移民澳洲，2005年3月在澳洲成立了‘中国政治和受难者后援会’，这么些年来，他们花了无数的时间去寻找和帮助那些不知名的六四抗暴者，可以说是收集六四受难者信息的第一人。”吴仁华说。

而更具政治性、风险也最大的行动是组党。吴仁华记录当时有组党行动的人遍布各地，从北京到四川、南京、兰州等，他们遭到严厉的打击，获刑从5年到20年不等。

“如今28年过去了，但对于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六四不是历史，而是现实，这个事情一直在继续，我们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坚守。”

对于即将要到来的28周年，吴仁华不喜欢“纪念”这种说法。

他问：“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浙江筹委会的组织者王有才，就是当年21个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你能说六四过去了吗？再比如陈云飞，当年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这么多年来，他尽自己最大能力去探访他所知道的六四死难者家属，其中一位就是他们四川的吴国锋。艾晓明老师的文章《吴国锋：46张照片的故事》里有照片讲述了吴国锋的死，他头部中枪死后还被刺刀拉开了腹部。陈云飞就每年去看他的父母，认他的父亲为义父，你能说过去了吗？维权律师浦志强、隋牧青等，他们都是当年政法大学的学生，和我一起第一天到广场参加游行，最后坚守到清场的。六四，过去了吗？”